揭发、告密与举报：郭德纲见到了聂绀弩八仙桌前

揭发和告密，是某种制度环境下特有的行为，其违反道德、扭曲人格的性质，有定论。作家林达夫妇曾在一篇文章里分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东德时期，史塔西无孔不入，人们为了自保而告密他人，致使整个社会几乎人人道义缺欠，人格有亏。而体制垮台后再去检举清算当初为自保而告密者，是否合理？为陷害他人而告密，是罪恶，理该清算。而恶的制度下，迫使人们为自保而告密，每个具体的当事人是否情有可原？时过境迁后，再统统清算，弄得洪洞县里没好人，可能使得整个社会难以转入正常的秩序氛围。他们还说到章诒和写文章“揭发”黄苗子、冯亦代当年告密聂绀弩之事，也是试图讨论这个尴尬的局面。

尴尬糊涂的事情，说不清就容易搁下，之后就被遗忘。再遇类似尴尬难题，人们还会重蹈覆辙。

举报，如果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揭发，属于“与犯罪行为做斗争”，在一个法制严明的社会，在道义和法理上都有其合理性。恶的体制，其恶在于，什么是罪，不以法定。或法本身是恶法，任意给人民定罪。恶法之下，举报是否有合理性？这也是个微妙问题。“恶法非法”、“恶法亦法”，是法学上两种各有道理的说法。立场相异，莫衷于一，但人们都承认，法之恶到了极限，人们再遵从它就是不道德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恶？立场不同的人，结论就不同了。

回到现实中，郭德纲的相声算不算恶？就是“立场不同，结论不同”的问题。充满“革命理想情怀”的，认为郭德纲恶毒恶俗，不举报心中气忿难平，有司不制止就是纵容，就是失职。立场相对者，则认为举报者是卑鄙无聊之徒，是旧时代的沉渣，必欲清除而后快。

这里不讨论立场对错。人类社会永远有立场对立的人群。如果有某种理想社会的话，那理想社会就是立场对立的人群能共存，彼此不以摧毁对方立场甚至消灭对方为目的。

故此，每个人对善恶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包括对法之善恶。从“恶法亦法”的角度，人们应遵守的前提，一是要立法程序正当，二要有自己对“极限之恶”的判定——体现了“极限之恶”的法，不应遵从。

每个人对这个极限之恶，也都有不同解释和认定。在我看来，把某种理想、信仰强加给全民，尤需警惕。一个社会应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共同的历史叙事，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仍是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阶段，这种精神共同体的内容往往不同。宗教曾经是、目前也仍然是很多国家的法定信仰，违反和亵渎宗教的言行被视为犯法，这种情况在国人的心目中，往往被视为前现代。除此之外，一个国家在精神追求、民族历史等宏大叙事上对其人民的思想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这在近代史上，也多与专制有关。

在武汉举报郭德纲的人，一定是心中有某种神圣信仰的。我们都知道，在当下中国，没有这种精神信仰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给不信者定罪，当然行不通。或者，把心里不信的不管（也管不了），不信而付诸言行者则治罪，这结果，要么是精神分裂，要么是口是心非。

还是回到林达夫妇当年文章提到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又处在黄苗子、冯亦代先生们当年的处境，哪怕我们的思想境界使得我们也觉得聂绀弩的思想反动透顶（我宁愿认为，黄、冯先生们内心也是这样给自己当年的行为解释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处之？要不要检举老聂？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或了解了那场磨难之后，至少应该记取一点——无论法规如何规定，自己心中应该明确一条，任何时候，思想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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