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民国私奔案”，为何至今众说纷纭？南方周末

黄慧如产后血崩的报道也传到了鲁迅那里，他十分诧异，觉得这些报道格调不高，提起来多少有些嘲讽。

相形之下，女性的声音极为少见。“这才是比较奇特的地方，这么一个女性为中心的案例，女性的角色非常边缘化。”

▲ 老上海。（视觉中国/图）

“在这一充满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故事中处处可以感知黄（慧如）的切肤之痛，读来不免黯然神伤。”何其亮在《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的后记中写道。他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时极少代入自身的情绪。所以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的心绪被扰动，时时体会到主人公在1920年代末的挣扎与痛苦。

书名中所谓“民国私奔案”，是指1928年轰动上海、苏州甚至海外的黄慧如与陆根荣私奔事件，其在报纸上的显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蒋宋婚礼和中原大战之类的大事。茅盾起初把这件事写进《子夜》，吴老太爷进城已经受到惊吓，回过神想看看报纸，却被这样一桩奇事震惊到撒手人寰。情节没有保留，却足够说明这件事的影响之大。

何其亮捕捉到私奔事件的一大特质，即两位当事人与市民文化的互动。黄慧如与媒体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媒体设置议程，一厢情愿地塑造她的形象，她反过来有选择性地利用媒体报道，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争取民意。但她又孤立无援，被民意和周遭的种种压力影响。

黄慧如是一位家境和教养都不错的年轻女性，1927年与豪门贝氏的婚约莫名其妙被取消，身心俱疲。1928年初她在痛苦中与年龄接近的男仆陆根荣产生感情，8月与其私奔至苏州，当时已经怀有身孕。黄家报警，陆根荣迅速被捕，当月下旬被吴县地方法院判处两年监禁。

苏州、上海两地媒体对此案极为热心。《民国日报》称黄慧如追求爱情、逃离封建家庭的报道鼓舞了她，所以她如是塑造自身形象，既是新女性又神似孟姜女，成功获得媒体和公众的支持。没想到苏州高院竟在首次上诉中给陆根荣加刑至四年，两人遂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

黄慧如从苏州迁往偏远的陆根荣老家吴塔，与陆家人一起居住，陆氏居然已婚。记者前往乡下报道，她的公众形象也发生转变。“《生活》周刊编辑评价黄慧如为一名心力交瘁、难以适应乡村生活的柔弱女性，还认为黄的一切悲剧根源在于家庭与社会。对此，黄感到心有戚戚焉。”

1929年1月，重返苏州，住进志华医院，3月生子。身处医院这段时间，她面对媒体、信件和访客的重重压力，做单亲母亲的信心再度动摇。《生活》周刊呼吁她重归家庭生活，又一次引发她的强烈共鸣。黄慧如分娩后与母亲返回上海。不久，传出她于3月21日去世的消息。她究竟是生是死，在1929年剩下的时间里引发了媒体的激烈辩论。尾声出现在1930年6月，陆根荣终于无罪开释，漫长的司法进程宣告终结。

事件轰动一时，又以离奇的方式消散于历史长河，文学艺术成为载体之一。何其亮计划2000年8月去美国读书，起初想研究京剧史。等签证的半年里，他时常去上海图书馆读书，才知道了《黄慧如与陆根荣》这出戏。

上海的京剧商业化程度高，观众喜欢什么便演什么，往往及时将社会事件编排进去，“图一乐呵就好”。无独有偶，何其亮陆续发现这桩私奔事件以沪剧、评弹、电影、小说等众多形式存在。

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上海史研究在美国学界相当繁荣。不少人认为移民只把上海视为工作地点，打工赚钱之后就离开，没有产生什么身份认同。所以何其亮希望在博士论文中书写两桩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事件。第一桩涉及谋杀“从业者”，第二桩便是黄慧如私奔事件，以考察“五四”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硬着头皮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他意识到“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很容易将个体限定，后来不再使用。他清楚黄慧如的认同是多样的，根本不是单面的“新女性”。

再往后何其亮研究评弹，采访过演出《黄慧如与陆根荣》的老先生，听他讲述评弹界的往事。他在这段研究中形成了对能动性的关注，黄慧如就是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敢于私奔和上法庭，还与媒体不断打交道，考虑到这些事发生在将近100年前，她的勇气更不得了。

1“差点没打起来”

1928年，国民政府局面相对稳定，开始革新法律，“五四”时期与性别相关的理念正好在这一年被纳入法律范畴。新刑法第一次将成年女性视为自然人，拥有法律权利。相较《大清律例》中女性是父亲、丈夫的附属品，这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实属首次。

“1928年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是一个元年。”何其亮说。他举例，同年实业家盛宣怀的第七女盛爱颐告状主张遗产继承权，为民国第一例女性继承权案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法律层面得到了落实。

早几年，陆根荣被捕也不会有太大争议，而在1928年就与新修的法律条文相矛盾。不同层级的法官对法条的理解迥然不同，法官理解修法中的法治思想，而基层法院仍然以县太爷自居，反复拉锯造成审判过程旷日持久。吴县法官认定陆根荣为“和诱”，即在受害者同意下诱拐，苏州法官则升格为“略诱”，即通过武力或欺诈诱拐。黄陆两人均为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两次判决都没有真正听取黄慧如的意见。

中国报纸当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比较商业化，譬如《申报》和《新闻报》，销售稳定，不大热衷于报道私奔事件。另一种是背后有金主的派系报纸，譬如赫赫有名的《大公报》早年由皖系支持。1928年派系报纸难以为继，梁启超创办的君主立宪派报纸《时报》和进步党的《时事新报》都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报道私奔就格外用心，后来在黄慧如生死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差点没打起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五四”时期较为激进的观念在1920年代后期慢慢退潮，社会思潮趋于保守。邵力子曾旁听陆根荣庭审，声称没有必要美化黄陆的爱情。更不用说，“启蒙知识分子对性别关系与家庭的态度本质上是保守的”。到1930年代，“妇女回家”“新贤妻良母”等论调日渐抬头，“五四”时期倡导的“自由”“平等”等新观念受到压抑。

江苏吴县，旅业职业工会新生活运动业余服务团在阊门石路留影。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2历史蹊跷，但不能“脑补”

很多年过去，何其亮越来越熟悉两位主人公。

他觉得黄慧如很简单。这位富家小姐受过不错的教育，在女孩子上初中都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读到高中，可惜大概未能毕业。她肯定接受了新思想，渴望好的婚姻，最大的痛苦是包办婚姻没有成功，后来才选择了私奔。

“她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何其亮认为黄慧如面对全社会施加的巨大压力，崩溃是人之常情，放到现在也难以为继，“她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女性。”他一直觉得难写，就在于她的想法不停变化。现在看来，这才是正常人。

陆根荣也是一个普通人，从苏州常熟农村到上海打工，正好走进黄家，赶上黄慧如最痛苦、脆弱的状态。两个人也许真的产生了感情，很快就结合了。

虽说如此，但陆根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地方法官故意从严量刑，上诉、驳回、再审，媒体讥讽他癞蛤蟆已经吃了天鹅肉。但他与家人始终不认罪，坚决反抗。1928年8月他被判刑两年，在监牢里实际上待了差一个月就两年。基层法官的严惩目的已经达到。

当时的媒体没有讲出事件全貌，何其亮必须像侦探一般穿行于海量材料中，一点点寻找合乎逻辑的蛛丝马迹。

何其亮一开始想不明白，陆根荣为什么请得到著名律师宋明勋辩护。宋律师是社会名流，有文化，自学些法律就上庭辩护。司法建设任重道远，最初庭审的吴县已经算发达地区，但依然以县太爷的方式审案。

后来他才明白一点，各阶层人士都在关注这桩案件，陆根荣下不来台。他也憋着一口气，觉得自己是对的，律师也把条文看得很准。所以陆根荣请来著名律师，不断上诉。虽然从吴县地方法院到江苏高院再到最高法院距离不远，但漫长的司法程序耗尽了黄慧如从家里带出来的金钱。

退婚同样是未解之谜，当时的报纸与如今的公众号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黄慧如的哥哥和祖母总是充当反派角色。但她原计划嫁入的苏州豪门贝家却鲜少受到质疑。社会黑幕小说《海上活地狱》传播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说黄陆两人有私情在先，贝家发现后才要求退婚。

黄慧如的父亲曾经担任北京电话局局长，已经去世，家庭温饱无虞但没什么势力。她家住上海赫德路，即今天的常德路，地段很好。媒体肆意造谣就罢了，电影剧组居然要把摄影棚架到黄家家门口，准备实地拍摄。在大街上拍电影，也是当时的上海特色。

媒体对黄慧如形象的塑造也存在谜团，他们写的报道甚至可能受到黄家的授意。《黄慧如自述》面世，还有上海四大小报之一《福尔摩斯》的记者山长水远跑去乡下采访，都出现在黄慧如的态度出现巨大改变的节点。事情蹊跷，但历史学毕竟不是“脑补”。

记者们各有出发点。苏州和上海的报纸想法不同，上海报纸之间也各有议程。这样还能留下不同的声音和形象。如果只有苏州报纸报道，黄慧如的声音可能早就消失了。《苏州明报》对陆根荣的敌意非常明显，审判尚未开始就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坏人。黄慧如还是找到出口讲述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何其亮猜测，大哥黄澄沧早就知道妹妹与陆根荣之间的私情，但没能阻止私奔。黄澄沧后来一直以黄家新闻发言人的形象出现，宣布黄慧如去世、辟谣黄慧如在世传闻都由他出面。

黄慧如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女人，裹小脚，不对外发声，但经常出现在法庭上。法官特别喜欢听她作证，对话往往显得滑稽。一家人隐约有种分工，家里还有个祖母从来不出现，不过一些流言声称，是她阻挠了孙女的婚约。

何其亮把自己比作侦探和律师，审视千丝万缕的证据，“材料不够，（但）前因后果你要讲得比较清楚，所以做历史也蛮有意思的”。

他几乎确信黄慧如没有去世。她已然高调与家庭决裂，跟母亲回上海就令人惊讶，没几天人就去世了，“也不能太巧了吧”。许多年后一位说书先生告诉他，演出时曾经有陆根荣的后人来找自己，讲述了两位主人公的结局。黄慧如去了北京，父亲工作期间留下的社会关系还可以利用，又把上海的社交网络全切断了。陆根荣出狱之后还是生活在上海，1970年代从一家菜市场退了休。

《民国日报》。（视觉中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