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法国工作环境曝光谷雨实验室

今年7月，中国数学家王虹获得菲尔兹奖。她的另一重身份，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ÉS）成立以来第十四位数学常任教授，在她之前，已经有8位拿到了菲尔兹奖章。

这让人们对这所研究所感到好奇，一所规模很小、非常低调的研究机构，却在人类最艰深的知识领域中持续获得果实，它是怎么做到的？

7月底，我坐火车来到这里，和前任所长布尔吉尼翁先生（Jean-PierreBourguignon）交谈。他告诉我，这家机构对于那些聪明头脑们的确保持了极大的耐心，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论文指标，也允许一个人几年拿不出结果，甚至在中途转去一个毫不相干的领域。这听上去非常浪漫，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不如此，布尔吉尼翁告诉我，“如果不给他们自由，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

但是，当这样的自由只能给极少数人时，研究所又怎样在结果出现以前，判断应该把它给谁？布尔吉尼翁告诉我，在数学上，快不是唯一的尺度，相比起速度，他们更赞赏那些在一个难题上坚持、继续，不断战斗的人，这也是他们早早识别出王虹的原因，如同在这所研究所在战后筹办时就已确立的核心原则：“那些对人类知识与认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研究，往往源于纯粹的好奇心，而非对立竿见影之应用价值的追求。”

布尔吉尼翁先生从办公室黑板的一角，拿起一块银色的小金属片给我看。

正面写着NE PAS EFFACER——请勿擦除。翻过来，反面是EFFACER——可以擦除。

“NE PAS EFFACER（请勿擦除）”

他把牌子重新翻到“请勿擦除”的一面，向我示范它的用法。假如一整面黑板已经写满，而讨论还没有真正结束，就把这一面留在外面。那些字迹便会继续留在那里，等着这段思路下一次重新开始。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每一块黑板旁，都放着这样一块牌子。

这个研究所的法文全称是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Scientifiques，通常简称IHÉS。这是一所专门从事数学和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机构，没有庞大的院系，常任教授的席位也很少。研究所成立至今，数学常任教授总共只有十四位，其中九位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最新的一位，是中国数学家王虹。她从去年开始在这里担任常任教授，同时任职于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

我此前与几位数学家交谈过，常听他们说起一些做了许多年、仍然没有结果的问题。一个人花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更清楚地知道某条路走不通；一些当时看不出意义的想法，可能多年以后才重新彼此相连。大部分时候，这些工作并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给别人看。

王虹获奖以后，我注意到她任职的IHÉS。这里的常任教授没有规定的教学任务，也没有每年必须完成的论文数量。他们自己决定研究什么，和谁交谈，又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多久。我对这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工作方式感到好奇，决定试着联系。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ÉS的大门

研究所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列得非常齐整：所长、教授、科研行政、传播部门、图书馆，一直到厨师，都有具体的名字、电话和邮箱。我挑了一个看起来合适的邮件地址写过去，介绍完自己，问他们能否来拜访。我写下：想找一位熟悉这里、喜欢聊天的人谈谈。

负责联络的拉萨尔女士很快回复，直接问我想什么时候过来。

她并没有预先向我介绍布尔吉尼翁的身份。邮件里，她只在他的姓氏前加了一个法语里的“先生”：Monsieur。

事实上，布尔吉尼翁是一位法国微分几何学家，研究曲率、爱因斯坦度量，以及这些问题与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之间的联系。他做过法国数学会和欧洲数学会主席，1994年出任IHÉS所长，在这里工作了十九年；卸任以后，又担任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如今，他是IHÉS的荣誉教授，这里依然为他保留着一间办公室。

七月底的一天，我从巴黎北站出发，换过地铁和郊区火车，将近两个小时后来到这所巴黎郊外的研究所。几栋建筑散落在树木之间，显得十分平实。我原本还在辨认方向，很快便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辨认：楼与楼之间，不过是几步路的距离；再往前走就是一块光秃秃的停车场了。很难想象，在这样小的空间里，曾经聚集过如此多重要的数学家。

布尔吉尼翁先生穿着白衬衫，银白色的寸头，脸上有几道深而硬朗的纹路。我们坐下以后，他先起身打开窗户，告诉我，如果风太大，可以把窗关上。整个办公室因为那扇大窗显得格外通透。我们的对话从上午11点开始。阳光稍微好一点，玻璃上便会映出一层绿色。即使坐在里面，也一直能感觉到外面的树林。

布尔吉尼翁先生

谈话开始前，拉萨尔女士特意提醒过我：布尔吉尼翁只有一个小时。

“如果不给他们自由，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

“所以在这里，真的有一种只需要思考、不需要工作的工作吗？”我问他。

布尔吉尼翁先纠正我：思考当然就是工作。

不过，这里的常任教授确实没有规定的教学任务，也没有每年必须完成的论文数量。接受这个职位，也意味着长期留在研究所的生活里：与来来往往的访问者见面、讨论，带博士生，写论文，或者组织一场会议。但没有一张清单规定他们必须做哪一件事，什么时候做。多数事情，都是自己发起的。

IHÉS目前只有六位常任教授，来自数学和理论物理。与他们相对的，是每年大约两百到两百五十位访问者。有人住一个星期，有人停留一个月、三个月或半年，也有人只为一场会议而来。

研究所里的玛丽莲与詹姆斯·西蒙斯会议中心©IHES

我后来在IHÉS官网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今年与王虹一同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邓煜，也曾三次来到这里。他与研究气体动理学、概率和统计物理等不同方向的学者交谈，这些讨论帮助他继续推进玻尔兹曼方程的研究，也把他带向了新的问题。玻尔兹曼方程，正是他这次获奖工作中的核心部分。

楼下摆着一块当下正在研究所里的人员表。每个人的照片和名字排在上面，有人来，有人走，名单一直在变。布尔吉尼翁说，等一会儿出去时，可以带我去看。常任教授，就是这张不断变化的名单里长期留下来的几个人。

“但研究所真的不会希望教授完成某个目标吗？”我又问。

布尔吉尼翁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数学家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

一个人可能已经在某个方向上工作了许多年。他熟悉那里的问题、方法和同行，也知道怎样沿着已有的路继续做下去。可是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在那里待得够久了，想转向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

到了新的领域，最初几年里，他很可能做不出多少东西。要重新认识那里的问题，学习另一套方法，慢慢理解别人怎样思考。新的路还没有出现，原来那条能够稳定带来成果的路，却已经留在身后。

研究所愿意陪他度过的，正是这样的几年。

这种想法也不是后来才有的。IHÉS建立以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任院长奥本海默就参与过它的筹建，它也是战后欧洲最早参照普林斯顿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

那所研究院相信：“那些对人类知识与认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研究，往往源于纯粹的好奇心，而非对立竿见影之应用价值的追求。”

到了布尔吉尼翁这里，这句话变成了一件很具体的事：一个数学家可以换掉自己熟悉的领域，也可以在几年里暂时拿不出结果。

布尔吉尼翁把这种自由称作IHÉS给研究者的一项“bonus”。这是一所很小的研究所，位置也有些偏僻，常任席位又只有几个。它能够给出的物质条件，也很难与一些美国大学相比。要怎样让真正出色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愿意来到这里？

“如果不给他们自由，”他说，“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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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随即想到，当这样的自由只能给极少数人时，研究所又怎样在结果出现以前，判断应该把它给谁？

布尔吉尼翁把这种选择称作一次“下注”。

IHÉS的数学常任教授中，有九位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除了最早的一位，其他人在来到这里时，都还没有获奖。研究所不能等到荣誉出现以后，再请来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人。它必须更早地从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中识别出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