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由天神建造的特洛伊，到底在哪？国家人文历史
3000年来，世人对特洛伊的想象从未停止。在荷马的叙述里，这座城市的城墙由天神建造，拥有辉煌的宫殿和取之不尽的宝藏，希腊联军围攻十年，最终用一匹木马攻破了城门，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
岁月流转，这个故事被反复传诵，已成为西方世界最古老的记忆之一。然而读过这些故事的人，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故事真的发生过吗？如果有，那特洛伊又在哪里？
希沙利克遗址鸟瞰，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由弗兰克・卡尔弗特和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该土丘几乎全由人类居住层堆积而成，形成9个文化层。在自下而上的第二层，施里曼发现了一座宽阔的城门遗址和厚达两米的灰烬层，认定这便是他要找的“焚毁之城”特洛伊
施里曼的焚毁之城
19世纪的古典学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特洛伊不过是荷马的杜撰，是诗人的想象而非历史，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总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他们相信那座城就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某个角落沉睡着，只是还没有被找到。
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特洛伊的旧址就在特罗阿德（Troad，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东南岸）的皮纳巴西（Pinarbasi），这里有两条小河从山脚的土丘旁涌出，与荷马诗句中“两道涌溢清澈水流的泉边”似乎能够对应。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早在1822年，苏格兰人查尔斯・麦克拉伦（Charles Maclaren）就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特罗阿德西北方向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当地语言意为“城堡山”）土丘才是古特洛伊的遗址，因为这里不仅地势开阔，土丘上也有古人留下的遗迹。更重要的是，1863年，英国领事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已经在这座土丘上进行了初步发掘，卡尔弗特是一位对考古学颇有研究的业余学者，他坚信希沙利克就是特洛伊的所在，只是缺乏继续大规模发掘的资金。
“施里曼大沟”，横亘在希沙利克遗址中心，几乎将整座土丘劈为两半。施里曼的发掘工作不仅近乎粗暴，在挖掘过程中，为了找到特洛伊城，他还穿越并破坏了中间多个地层
直到1988年，新一代的考古学者来到这里。年轻的德国青铜时代专家曼弗雷德・考夫曼（Manfred Korfmann）团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遥感设备对土丘周边进行探测后，1993年，考夫曼宣布了他的发现：希沙利克土丘上的城堡只是整座城市的一小部分，在它南侧的山坡下，还延伸着一片规模大得多的居民区，这片区域的覆盖面积约30公顷，远超希沙利克土丘的面积。在这片城区里，考夫曼的团队发现了沟渠、建筑地基和大量陶器碎片，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座富裕繁荣的城市，城内居民可能达到5000至10000人，在青铜时代晚期，这样的规模足以称得上一座特大城市。
自发掘伊始，考夫曼就无意纠缠于这片遗址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关系，此前的人们似乎都在寻找一个能够把特洛伊的陷落和考古学联系起来的绝对证据，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有可能经过诗人的重构和加工，荷马融合了特洛伊遗址从六期到七期的多个真实历史事件，并以其艺术加工塑造了后世人们对那场战争的共同记忆。换句话说，特洛伊战争可能确有其事，但那个被希腊联军围攻十年的特洛伊城可能并不存在。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似乎说着相同的语言，信奉相同的神明，但这显然是胜利者希腊人视角的叙述，历史上住在希沙利克遗址的居民又是什么身份？属于什么文明？他们也会称呼自己为“特洛伊人”吗？
特洛伊六期东门及住宅区遗存，特洛伊六期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300年，考古学家不仅挖出巨大的石墙遗存，沿着城墙还发掘出瞭望塔、城门和宽阔的道路
问题的答案同样埋在希沙利克的土层里。在1995年夏季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团队在一座建筑里发现一枚刻有符号的青铜印章。印章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它的一面刻着一位妇女的姓名，另一面刻着她丈夫的姓名。这是在特洛伊遗址第一次发现文字的存在，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印章上的文字并不是迈锡尼文明所使用的线形文字B（Linear B），而是当时在安纳托利亚通用的卢维语（Luwian）象形文字。这一发现为希沙利克赋予另一重身份：它不仅是爱琴海世界的一员，也是安纳托利亚世界的一部分。自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希沙利克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另一个古老文明联系起来……
泥板上的世界
1906年，一支德国考古队对土耳其中部博阿兹柯伊（Bogazkoy）的一处青铜时代遗迹进行了系统性发掘。在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难以释读的泥板，上面的文字似乎属于一种陌生的语言，但通过同时出土的阿卡德语（Akkadian，当时国际交往的通用语）文本，考古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脚下的遗址正是古代赫梯帝国（Hittites）的都城----哈图沙（Hattusa）。随着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在城中发现了一座皇家档案库，里面堆放着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内容包括条约、书信、王室编年史和宗教仪轨等，一个被人们遗忘3000年的帝国，就这样从黑暗中被唤醒了。
赫梯曾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早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颁布法典（约公元前18世纪）时，操着某种古代印欧语的赫梯人就开始出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赫梯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作哈梯之地（Hatti）。在数百年间，他们凭借武力四处征战，将从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的广阔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之中。他们训练有素的战车兵甚至攻破过巴比伦的城墙，就连强大的埃及法老也要在书信中称呼赫梯大王为“伟大的国王”，以彰显双方的平等地位。
得益于对赫梯语的破译，人们得以释读赫梯帝国的官方文献。希腊人记录了特洛伊战争，而赫梯人也同样描绘了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一份名为《图达里亚编年史》的文献就记载了赫梯人在帝国西部边疆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5世纪末，赫梯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强权阿尔扎瓦（Arzawa）正频繁发生冲突，当时的赫梯大王图达里亚一世/二世（Tudhaliya，我们无法知晓到底是一世还是二世）发动了一场针对西安纳托利亚的大规模入侵，他的军队席卷了哈帕拉、赛哈河之地和瓦拉里玛等地。然而正当赫梯军队准备班师回朝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图达里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安纳托利亚西北的阿苏瓦之地（Assuwa）。
赫梯帝国都城哈图沙遗址的狮身人面像门， 位于土耳其中部博阿兹柯伊
赫梯人面对的是一个由22个对赫梯统治心怀不满的国家组成的联盟，阿苏瓦国王正是这个反赫梯联盟的盟主。图达里亚大王决定亲自率军出征，据《编年史》记载，赫梯人的军队大获全胜，共计一万名阿苏瓦联盟的士兵、600匹战马和大批战车被俘，联盟领袖、阿苏瓦的国王皮亚马―库伦塔（Piyama-Kurunta）及其王室成员也被押解至哈图沙。图达里亚随后任命阿苏瓦王子库库里（Kukkulli）为新的国王，并宽宏地允许联盟以赫梯附庸的形式继续存在，但这份恩惠并没有维持多久：库库里在不久后再度反叛，最终被赫梯人处死，阿苏瓦联盟也就此成为历史。虽然这场叛乱只是图达里亚大王南征北战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份特殊的物证：1991年，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哈图沙遗址附近维护道路时意外发现了一把青铜剑，剑身上刻有这样一行阿卡德语铭文：
当伟大的国王图达里亚荡平阿苏瓦之地时，他将这些剑作为誓约献给了他的主人，风暴之神。
青铜剑，1991年土耳其哈图沙遗址附近出土，通长79厘米，现藏土耳其乔鲁姆博物馆。其上刻有阿卡德语铭文，表明它是赫梯大王在取得胜利后奉献给神明的战利品
很显然，这是赫梯大王在取得胜利后奉献给神明的战利品，但这把剑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的形制：它并不是当时安纳托利亚民众使用的常规剑型，而是属于“卡罗B型剑”（Karo Type B sword），一种源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青铜剑。这意味着，在阿苏瓦联盟叛乱期间，迈锡尼势力要么派出武士参与了这场冲突，要么曾向阿苏瓦联盟提供武器作为援助。无独有偶，在《编年史》所记录的22个阿苏瓦联盟成员名单中，有两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维鲁萨/维鲁西亚”（Wilusa/Wilusiya）；另一个紧挨着它的是“塔鲁伊沙”（Taruisa）。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维鲁萨和伊利昂的原始希腊语名字“Wilios”（在后世演变中，古希腊语的/w/音逐渐消失了）在写法上非常相似，“塔鲁伊沙”在去除“沙”这个赫梯语地名词尾后，正好能与特洛伊对应。有学者猜想，维鲁萨也许就是赫梯人对特洛伊的称呼，它和塔鲁伊沙这两个相邻的地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地理概念，即伊利昂/特洛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