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女助理”们：被圈养、操控和性侵译言网

纽约东66街，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里，住着一群年轻女性。她们来自、东欧，曾是模特，怀揣着闯荡纽约的梦。但她们的真实身份，是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助理”——被他圈养、操控、性侵，几乎与外界隔绝。

2019年，爱泼斯坦在狱中等待审判时死亡。一周后，住在公寓的安雅（化名），被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平静。门外站着爱泼斯坦的哥哥马克，直白地要求她立刻搬走。

安雅在这栋公寓里住了好几年。那一瞬间，她失去了“家”，但也终于从噩梦中醒来。马克·爱泼斯坦否认知晓弟弟的所有不法行为。

“我至今仍在挣扎，试图接受自己被虐待多年的现实，”安雅说，“我没有被人用链子拴在门上，也没有被锁在地下室——但那种无形的锁链，一直都在。”

爱泼斯坦生前常把自己的运作比作“邪教”，而他自封“教主”。

安雅向BBC讲述了作为“助理”的罕见生活细节——如何被引诱、被驯化、被剥夺一切自主权，最终沦为性奴。这群女性大约有十几人，随时待命，满足爱泼斯坦的一切要求，包括性。

她们被骗入局的方式，精心而漫长。安雅出生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父母严苛，信奉“教育改变命运”。但机会寥寥，她带着文凭远赴欧洲做模特，曾为芬迪、香奈儿等大牌工作，有自己的社交圈，随时可以飞回家。

二十出头时，她在巴黎一家模特经纪公司遇到星探丹尼尔·西亚德。西亚德夸她聪明，这在模特圈很少见，并说要介绍她认识一位时尚界有头有脸的朋友——爱泼斯坦。后来安雅回想，那根本是一场设计好的陷阱。“西亚德本质上就是个职业贩子。”

西亚德的名字在爱泼斯坦案文件中出现了数千次。他的律师拒绝置评，但西亚德此前否认知晓爱泼斯坦的危险。

初次见面的场地，是爱泼斯坦位于巴黎的豪华公寓，屋内挂满他与等各国政要的合影，堆砌的权势与资源，成为他伪装自己的最佳外衣。初见时，爱泼斯坦刻意表现得温和审慎，询问她的家庭、理想、职业困惑，这些从未在功利的时尚行业被问及的真诚问题，让安雅逐渐放下戒备。

他甚至精准戳中安雅的警惕心，直言“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这套精准的心理话术，让安雅彻底卸下防备，误以为自己遇见了赏识自己的贵人，却不知这只是长达数月、层层递进的驯养开端。

为了契合爱泼斯坦口中的“模特标准”，安雅近乎偏执地健身塑形。爱泼斯坦的助理全程跟进她的身材变化，不断催促她拍摄私密照片，以“职业需求”消解她的羞耻与抗拒。为了让承诺落地，爱泼斯坦假意安排她与知名模特机构创始人面谈，却在短短半小时的会面后，刻意告知她资质不足、身材不达标，彻底击碎她的职业信心。

直到爱泼斯坦卷宗公开，安雅才得知真相：那家机构早在一年前就否决了她的资质，所谓的机会、考核、淘汰，全是爱泼斯坦一手导演的骗局。他耗费近一年时间温水煮青蛙，只为耗尽她的希望、孤立她的处境，在她脆弱无助、身处异国他乡时，完成最终的侵害。

在佛罗里达服刑、获得日间假释期间，爱泼斯坦第一次对安雅实施性侵。事后，他当众调侃羞涩窘迫的安雅，身边的受害者纷纷附和嘲笑。环境的裹挟、自我的怀疑，让安雅陷入认知扭曲，一度归咎于自己过于保守敏感。

爱泼斯坦继续用“模特工作”吊着她，带她见MC2经纪公司创始人让-吕克·布鲁内尔——但没告诉她，爱泼斯坦本人就是这家公司的出资人。安雅几乎没接到任何活，所谓的“直接预约”就是去棕榈滩，然后被性侵。

最后爱泼斯坦告诉她：模特行当没前途了。“来给我干吧，我教你真正的生意。你会四处旅行，见全世界的要人。”但所谓的“助理”工作毫无商业内容，她大部分时间只是干坐着，等他吩咐，还被他骂“无所事事”。偶尔接接电话、带人进会议室。

24小时随叫随到、无薪待命、处理琐碎杂事，稍有擅自外出就会招致疯狂追责。爱泼斯坦全方位掌控她的财务、社交、生活，包揽她的医疗开销，刻意让她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彻底沦为依附他的附庸。他以审美为由，逼迫安雅接受创伤性祛纹身手术，两次手术留下的永久疤痕，成为她无法抹去的印记。

另一名“助理”莎拉·凯伦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我没有钱，没有家人，没有教育，也不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爱泼斯坦让她明白，“反抗他会让我送命”。

曾有受害者冒险逃离，爱泼斯坦随即聘请私家侦探追查，向其索要70万美元的所谓“损失费”。血淋淋的警告，让所有人不敢再有逃离的念头。

他还收集把柄。一次他召集所有助理拍“欢乐派对”，鼓励她们脱掉上衣跳舞，全程录像。他说：“这样我就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背叛我。”如果将来她们说“非自愿”，他就放出视频——那是他的“证据库”。

他还让助理写“感恩信”，肉麻地感谢他。安雅说：“我害怕自己说‘谢谢’不够多。”那些信成了他日后堵她们嘴的工具。他还挑拨助理间的关系，让她们无法结成同盟。

在安雅的自述中，最让她羞愧与痛苦的，是被迫加入加害体系。爱泼斯坦要求每名助理必须拉拢新的受害者，将受过伤害的人驯化为帮凶，搭建起完整的虐待生态。更讽刺的是，众多政要名流登门拜访、与爱泼斯坦交好，让身处其中的受害者自我怀疑：权势认可的人，怎会是恶魔？这份世俗的“合法化”包装，让虐待得以长久存续。

事后，安雅和莎拉·凯伦都从埃普斯坦受害者赔偿基金获得了补偿。安雅说：“他活着时，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帮哪怕一个女人逃离虐待关系。”

“我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只是咬牙活了下来。”安雅说，“如果我可以挣脱深渊，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