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也一样沮丧吗?小花
这几天,王虹获得菲尔兹奖之后,她曾经感到“discouraged”的经历被反复提起。有人由此讨论北大,有人比较国内外的教育环境,也有人争论究竟是哪一种培养体系成就了她。
作为一个从海淀黄庄一路读到北大的学生,我当然有过感到 discouraged 的时刻。只是回头看,我的“被打击”并不是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生的。它更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从高处骤然跌落,而是一层很薄的茧,慢慢覆盖在身上。平时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试图大声呼喊,或者想要用力挣脱时,才会发现自己仍然处处受限。
我的学生时代,恰好经历了层层筛选、不断“掐尖”的教育路径。身边一直人才辈出,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名列前茅”的记忆。每当好不容易从班级中下游挪到前列,刚刚建立起一点自信,就会像抓娃娃机里刚冒出头的娃娃一样,被迅速提溜起来,淹没进另一个层级更高的娃娃箱。
“点招”“竞赛”“清北班”“尖子生”……选拔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你刚刚在一次竞争中胜出,很快就会进入下一轮竞争;刚觉得自己似乎还不错,便会立刻被教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谦逊是在老师和长辈面前最稳妥、最不容易犯错的品质,而对于自己的肯定,则很容易被理解成骄傲、自满,或者“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久而久之,人会主动降低对自己的期待。
这并不一定表现为明显的自卑。至少在我身上,它更像一种提前完成的自我定位:我很早就接受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太敢想象自己会成为最耀眼的那一个,也不习惯把过高的期待放在自己身上。
当然,我也时常用另一个角度安慰自己。这样的成长经历至少让我获得了相对平和的心态、较强的抗打击能力,以及对自身位置过早的清醒。以至于后来真正进入北大,身边的人更加优秀,我反而没有经历特别剧烈的落差。毕竟“人外有人”这件事,我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反复告知了。
只是现在回头看,我有时也分不清,那究竟是平和,还是一种被训练得十分熟练的自我收缩。
好在,我感到 discouraged 的过程,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摆脱环境对我的定义、开始向内寻找的过程。
我当然不否认环境的重要。一个愿意倾听、允许试错、不急于否定的老师,真的可能保护一个人脆弱的兴趣和信心。只是环境总会变化:今天身边的人欣赏你,明天可能不再;在一个地方被肯定,换一个地方又可能成为无足轻重的小透明。如果对自己的全部判断都来自周围人的眼光,我们就只能跟着环境一起摇摆。
但比起简单比较国内外教育,或者争论哪一个环境更好,我更在意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消磨的?
有人说,国内的基础教育很好,只是到了科研阶段才暴露出鼓励创新不足的问题。可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激情、自信,以及对自我的基本认识,很大程度上恰恰形成于成年以前。如果一个人在更早的时候便习惯了被排名、被筛选,也习惯了只有达到某一种标准才配获得资源和肯定,那么即使长大以后进入了一个更宽松、更明亮的环境,也未必能够立刻重新相信自己。
在以升学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里,成绩往往不仅仅代表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果,也几乎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少关注、机会和资源。赛道是单一而拥挤的,所有人都被催促着向同一个方向奔跑。你很难有足够的空间停下来,认真分辨自己真正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又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
慢慢地,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惯性:我的价值就等于我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获得了多少资源。
于是,成绩好的人可以被“捧”、被“膜拜”,成绩差的人则只配被嘲笑,甚至被默认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人在这样的秩序里待久了,便很难再相信自己身上还有一些无法被排名衡量的部分。我们开始用一次次外部结果来解释自己,也逐渐失去继续探索自我价值的兴趣。
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常见的思维练习:“请回想一次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很多人在听到这个问题时会突然卡住。即使最后给出答案,也常常是在记忆中仔细搜索某个奖项、某次考试、某项成果,仿佛只有这些足够明确、能够被他人验证的东西,才配称为“高光”。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讲座中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的自我叙述往往更加关注“WHAT”,而不是“WHO”。
我们习惯用“我做成过什么”“我获得过什么”“我在哪里失败过”来定义自己。于是,我成为了自己的表现、成就、名誉、失误和一切结果的集合体,却很少把自己理解为目标、个性、潜能、自我认知,以及无数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集合体。
也许这才是 discourage真正留下的痕迹。它不只是让人因一次失败而难过,而是让人逐渐失去一种能力:在还没有成果、没有掌声、甚至没有人理解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感受和兴趣值得被认真对待。
王虹谈到导师如何对待她的想法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板。比起告诉一个人“你一定可以”,更重要的或许是允许她慢慢表达,允许一个尚未成形的念头暂时保持混乱,也允许她用自己的节奏,走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也希望在人生的重要阶段遇到真正理解自己的老师和引路人。但现实是,换一个环境并不总是容易,理想中的引路人也未必会及时出现。
在那之前,我们能否先试着这样对待自己?
允许自己探索真正热爱的事情,允许自己的兴趣暂时没有用处,也允许自己不立刻把它变成成果。有多少人每天能够拿出两个小时,做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两个小时太奢侈的话,三十分钟呢?又有多少人曾经认真想过,除去成绩、履历、身份和别人期待的生活,自己究竟在意什么?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所谓内心的锚点,并不一定是很早就确定一个宏伟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反复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一定会成功”。它或许只是,在周围人的评价不断变化时,仍然保留一点对自身感受的信任;在暂时没有结果的时候,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继续;在被放进一个又一个更加拥挤的“娃娃箱”之后,还没有完全忘记,自己原本想去哪里。
好的环境当然能够托住一个人,坏的环境也确实可能慢慢消磨一个人。我们应该讨论环境,也应该期待教育给予人更多鼓励、空间和耐心。
但最终,我不想再把对自己的全部判断权交给环境。
如果理想的环境和梦中的引路人暂时都没有出现,那么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试着替自己保留一点光。它未必足够明亮,也未必能立刻指向一个确定的终点,但或许能够让我在每一次感到 discouraged 的时候,仍然辨认出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