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对决或在气候问题上见分晓

美国气候变化风险专家爱丽丝·C·希尔（Alice C. Hill）日前接受法国周刊《快报》专访，据该周刊指出，若按这位研究气候变化风险专家的观点，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经济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应对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适应能力。

中美关系路透社

在法国刚刚经历了今夏连续几波波酷热天气之际，气候变化风险专家爱丽丝·C·希尔（Alice C. Hill）警告称：我们必须习惯这种现象。在未来几年，极端天气事件——热浪、森林火灾、飓风、洪水、山体滑坡——的频发似乎不可避免。对于这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专家而言，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可能在它们应对新气候形势的适应能力上见分晓。而她认为，北京在这一领域拥有先发优势，这得益于其威权体制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不作为。以下是周刊记者巴蒂斯特·戈泰对她的专访。

气候变化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爱丽丝·C·希尔回答说，我们将见证极端天气事件的激增：异常高温的持续时间变长，并不断刷新记录；风暴强度增加等等。例如在美国，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各州特别容易遭受飓风袭击，而由于大气变暖能够容纳更多水汽，这些飓风带来的降雨量比以往更大。在中国，台风则引发大规模洪水。

极端天气事件的经济影响巨大。我们还可以谈到森林火灾，它们在更高的温度下燃烧，并产生自身的天气现象，比如火旋风，造成巨大破坏。希腊经历了毁灭性的火灾，美国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此外，干旱期变得更长，往往随后是倾盆大雨，引发山体滑坡。

这些气候事件的经济影响巨大：农作物被毁，人口被迫迁移，儿童不得不在酷热难耐的环境中学习——而年轻人对高温特别脆弱。从健康角度来看，影响同样明显，死亡率上升。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一切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们的社会如何适应这些未来风险？

我们清楚一件事：即使人类从明天起停止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大气中已有的温室气体仍会继续使地球变暖。因此，部分全球变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讨论的极端天气事件在未来几年将会增多。

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气候中发展，无需应对洪水、干旱或热浪的后果。但今天，我们必须完全重新思考应对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方式。如果我们修建堤坝，它们必须更高；如果我们想恢复红树林森林，必须现在就开始种植，以便它们有时间生长。我们还需要在人口定居地的选择上纳入这些新标准。以美国为例：许多地区目前极易遭受森林火灾。如果居民继续在那里生活，建筑物必须采用不同的设计，例如使用耐火材料。

我们还需要预见干旱。中国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它从湿润的南方向干旱的北方调水，而北方工业化程度更高。在美国，我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科罗拉多河的用水权在西部各州之间的分配是基于气候稳定的假设制定的。但今天，这条河流的水量大幅减少，而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尚未找到，尽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分配日益稀缺的资源。

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们必须开始规划，以确保我们今天的选择能够适应明天的需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他用一句名言总结了这一思想：“计划无用，但规划必不可少。”

我们是否已经能够衡量社会适应不足带来的经济后果？

在美国，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住房保险的退缩。在加利福尼亚州，许多保险公司认为森林火灾的风险已经过高，无法再以可接受的价格向个人提供保险合同，同时限制自身损失。一些保险公司干脆停止为加州的某些地区提供保险，而其他公司则降低了保险覆盖范围。虽然州政府创建的保险制度在快速扩张，但它提供的保护不如私营保险公司传统上提供的住房保险全面。这场危机直接影响了房地产价格。

墨西哥湾沿岸的各州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保险公司越来越担心飓风带来的风险。当局试图维持这些地区的可保性，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住房和建筑物的位置通常位于高风险区域，且建筑方法使它们更易受损。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即负责监督政府行动的独立机构）多年来一直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发出警告。自2013年以来，它甚至将这一风险列入对美国公共财政构成主要威胁的清单中。

最后，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美国适应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可能决定了它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对抗中的未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可能在争夺全球影响力和开发尖端技术的竞赛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似乎在这一领域占据先机……

中国为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占据优势？

确实，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拥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因为它充分整合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减少对气候研究的投资。它还减少了用于大气观测和环境监测的资金。尽管部分预算削减已被取消，但特朗普政府显然试图削弱这些项目，我们仍未恢复到特朗普上台前的水平。在中国增强其知识能力的同时，美国却选择削弱自身的能力。

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任政府和联邦机构负责人的言论——甚至质疑气候变化的现实，或将其描述为“觉醒”（woke）话题——是灾难性的。联邦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

这方面的落后是否应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

气候政策在美国一直是一个高度分裂和政治敏感的问题。巴拉克·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曾尝试推行碳税，但国会反对。乔·拜登比所有前任走得更远，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和《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推出了一些重要措施，以增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但特朗普重新上台后中断了这一进程。由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导致联邦政府大幅裁员。许多经验丰富、拥有宝贵制度记忆的高级官员和专家被免职。这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行动和反应能力。此外，还有命令要求避免使用“气候变化”这样的术语。

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减少联邦政府对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原本用于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变暖的后果。一些法律行动已被提起以挑战这些决定，部分措施已被恢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努力已经放缓，而我们恰恰需要加速。

威权政权如中国是否更容易应对气候变化？

是的，其威权政权地位确实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目标提供了明显优势。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体系允许各种利益群体发声。作为前法官，我看到过司法程序如何减缓某些开发项目。不可否认的是，环保法规有时会阻碍发展，而在威权政权下，政府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推行指令。但也不应过度理想化其效率：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尤其是当指令未伴随必要资金时。

欧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辩论比美国更平和，气候变化怀疑论在欧洲也少得多。但最重要的是，欧洲在制定适应计划方面走得更远：欧盟已制定战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通过了各自的国家计划。在德国，一项新的气候变化适应法案强调具体措施的实施。欧洲在法律层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瑞士的“气候老人”通过诉讼迫使政府采取更多气候行动，还有一个大型能源供应商因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而被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