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的沉船和码头情话镇

《岩中花述》有一期是鲁豫和蒋方舟的对谈，当时听过，最近因为蒋方舟的一些风波，我又重新听了一遍。

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蒋方舟的过往。在此之前，我模糊的认知里，她是一个涉世未深、在主流文化框架下被精心修剪出来的文化符号。

在这场谈话里，她们重新审视了古典爱情名著里的女性叙事。鲁豫说，年少时看《简·爱》会为阻碍主角幸福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愤怒，如今才意识到她其实是无辜的受害者；她们聊到了亲密关系里的隐痛，蒋方舟说自己曾经嫉妒另一半，会为对方得到自己未曾拥有的东西而不开心。鲁豫说这种嫉妒不仅局限于爱人之间，在亲子关系中同样存在，亲密关系本质上是复杂的权力场……他们聊得不算多，也不算深入。

当然还是有一些我很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蒋方舟说她直到30岁以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三十岁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选择出来的，和其他女性不一样的女性，三十岁之后我意识到，女性的困境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看过一些她参与的节目的片段，著名的《锵锵三人行》里，她带着讨好的笑容，说自己是个“在婚恋市场等待被选择的对象”，还会说出“能接受伴侣出轨一至两次”这样在我看来难以理解的自我矮化的言论。

蒋方舟和曾经的孟广美（一名美艳的女演员和模特）一样，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场域里负责扮演女性视角——一个温顺无害的花瓶。为窦文涛、冯唐们略带嘲讽又包容的“原来你们女的是这么想的呀”现身说法。

她让我想起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其中的一段：

我是一个能在需要推一把时

起点作用，创造一个两个新局面，

给王子出点主意，无疑是个顺从的工具，

毕恭毕敬，甘心供人使用，

机敏，谨慎，而且小心翼翼；

卓有高见，但有点不痛不痒；

其实有时，有点儿可笑——

有时几乎是个“丑角”……。

我觉得这样使用女嘉宾是恶意，不难想象某个领导或主持人一拍脑门：这样的“高质量男性谈话”必须要有一个赏心悦目的女性调节气氛。男性负责输出观点，女性负责用崇拜的目光衬托他们，用温婉安静或恬淡话语地表达对“男人可太有智慧了”的恭维和赞美，为知性美献祭智商。

关于蒋方舟，几乎全中国人民都知道蒋方舟的成长经历，她的少年成名，她和母亲近乎病态的共生关系……

蒋方舟是一个被极致母爱和世俗名利双重绑架的产物，我们看到的蒋方舟，是名利、过往，是那个热衷于拔苗助长的母亲塑造、在量产神童作家的时代制造出来的一个作品。

七岁那年，母亲用“不写书就会被警察抓走”的谎言，蒋方舟没有什么快乐童年，她是一个一睁开眼睛就要爬上工位写作的童工。

她被“完美人设”透支了童年，太早被推上神坛，从一开始就不是按“人”的轨迹在走，而是按“作品”和“流量”的轨迹推进。我非常钦佩她妈妈坚决要打造一个作家的野心和执行能力。

这一切显然是有效的，它们造就了今天的蒋方舟。这一切当然也有副作用。

我在蒋方舟的陈述中发觉她有无法克制的自我审视的习惯，她的每一句坦诚，都像在试图完成一场自我剥离。

她曾经逃离母亲去东京，重建一个独立的“自我”，我不知道她认为自己找到了没有。她妈妈那种近乎偏执的执念，给了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为后来的一系列风波埋下了祸根。

蒋方舟无疑是个勤奋的人，她读过很多书，她的文字是一种经过长期阅读和写作训练后职业写手的熟练，但和“天才作家”有差距。

所有人都无法忽略——一战成名的《打开天窗》之后，她再也没能拿出过什么像样的作品，而《打开天窗》是一本童书。

很多人嘲笑她少年成名后“江郎才尽”，更糟糕的猜疑是，她是否曾经有过才华？

某种程度上，她妈妈剥夺了蒋方舟作为一个生命在成长过程中试错、叛逆、成为自我的权力。她后来在综艺里那种讨好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姿态，是一种长期精神高压下的“讨好型人格”后遗症——她习惯了被凝视，习惯了满足外界的期待。

她的痛苦，如果她有，我猜想那是在于“清醒地看着自己平庸（或者说她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她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还不够优秀）”。

生命残忍的地方在于如果她是个草包，她不会有痛苦。草包从来不痛苦，草包们看自己永远都是天才。

但她已经建立了文字审美，知道什么是伟大的创造力，然后绝望地发现，自己够不到那个天花板。这种“眼高手低”的撕裂感，加上外界“天才少女”的标签，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

她反复书写“我可能不是天才”，但没人当真，也许有读者把这句话理解为她的内心独白，在更多人看来，这只是成名作家故作谦逊。

她说自己喜欢被低估，我能理解，因为这样你还可以假设自己还能翻盘——比如某一天写出真正了不起的东西让人闭嘴。如果不尽如人意，也可以说你们不是对此一早盖棺定论了吗？

所以，她仍然是在意的。

她还年轻，她还有时间。

虽然我对此并不乐观。

蒋方舟是一个缺少情感感受力的人，她谈到自己在恋爱上的障碍——永远无法全情投入地爱一个人。

那一刻我能觉察到鲁豫的欲言又止，但是她没有说出来。

伟大的文学需要一种近乎自毁的“献祭感”。比如卡森·麦卡勒斯笔下的孤独与渴望是把自己完全剖开、甚至撕裂给读者看的；雅歌塔·克里斯多夫，那种冷峻到极致的笔触背后，是对人性深渊最赤裸的凝视。伟大的作家，要么是用血肉去拥抱世界，要么是用手术刀去解剖世界，他们需要对情感有极高的敏锐度，有能感知到他人无法察觉的痛楚的本能。

一句话说，写作者最需要的是对生命和痛苦近乎沉溺的感受力，而不是在上帝视角上评判利弊的能力。当然也有喜欢从上帝视角出发的，比如太宰治。但是太宰治更有勇气，也更决绝。

蒋方舟的问题在于她活得太“安全”，她活在对自己的关注里，外界的批评和赞美她听了太多年，已经脱敏了。她无法把自己交出去（无法全心全意去爱），也做不到真正把自己剖开来（缺乏对情感深渊的敏锐）。她像一个站在玻璃房子里观察世界的人，在一切关系开始之前，她心里想的是我永远做不到像爱我的妈妈那样爱我的伴侣。

她也许能看见这世界，隔着一层确保自己绝对安全的玻璃，但那不是真正的“看见”。

她能成为文学评论家，因为她有很好的文学审美和理性的分析能力，但她缺少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破碎感。

这比“江郎才尽”更让人唏嘘，也更让人绝望。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点她其实是自洽的，她说接受自己可能永远写不出石破天惊的作品，接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被赋予了远超常人的高度期望，并且你的人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世俗红利——年少时，母亲的强势操盘，让她一路顺风、所向披靡，破格被清华录取，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副主编，各种头衔、名利和商务代言加身……当流量红利褪去、天才滤镜破碎，抄袭和论文造假危机轮番而至——这些一直都存在的问题不知道哪一天一定会引爆，不是仅仅靠坦诚地说一句“我不是天才”就能得到谅解。

在谈话的最后，两人讨论了面对人生遗憾的态度。鲁豫引用诗人阿米亥的诗句感慨人生的滞后，“人们往往在沉船很久之后，才具备建好码头的认知与能力”。

蒋方舟对此给出了更为积极的解读：那些伟大的理想、欲望甚至完美关系的设想，就像一艘沉没的船，不必再为它抱有念想；而内心在痛苦中构建起来的、有伤痕的“自我”，就是那个永远属于你的码头。

听到这，我就发现她还是太幸运了，也可能是太年轻了。她没有真的领会到，什么是沉船。

真正的沉船，不是放弃幻想后的释然，而是连在废墟上重建码头的力气和资格都被剥夺。

她只是失去了神坛，但她依然拥有世俗的退路，依然拥有“被低估”的安全感。她的“不再执着”是一种体面的自嘲式的精神止损，而不是真正的毁灭。

那些伟大的理想、野心，以及那个被神化的“天才少女”的设定，就像是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当她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仍是天才，不再急于向世人拿出石破天惊的代表作时，她可能获得了一刻的自由和平静，也许那就是她在沉船后重建的码头。

当然，这世界不一定就这样放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