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2干部的交错人生e626e

孙振冠与John N. McLaughlin在长津湖地区先后被俘。美军营级干部McLaughlin少校在中方战俘营冥顽不灵，被标为反动分子骨干（USMC Meid p406）。由于他的领导作用，1951年7月1日他的军衔被升为中校，当然这不是当时决定的。McLaughlin在停战被遣返后，根据其他战俘的交叉叙述，这个升迁令于1953年底被美海军陆战队批准，但回溯期提前至1951年。期间他被转到Pichong-ni的中共二号战俘营（Camp No. 2）。

1951年底该战俘营的首长丁山命令战俘们集体向彭帅请安贺禧拜年，McLaughlin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予以拒绝（MacDonald p137）。结果彭大将军未收到海军陆战队员的新年祝福抱憾终生，丁山因丢了面子将McLaughlin等6名英美军官分别隔离单人囚禁和严刑拷打持续6个月。

丁山因此被美军称为“a fanatical communist”（Meid p421），他想必感到无上荣耀。丁山的身份有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军官大队政委、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处长等，后多年担任过驻瑞士、阿尔巴尼亚、苏联、日本大使馆武官。丁山像亲儿子对彭帅如此鞍前马后孝心服侍，彭帅落难的时候，却并没有与仗义直言却被枪毙的蔡铁根一样被残酷迫害，佩服他游刃有余的人生态度。

同时营教导员孙振冠也在美方战俘营组织抵抗运动。在180师被俘团级干部们到来之前，身份暴露的孙振冠是责无旁贷的领导者。由于孙振冠擅长与自称记者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菲利浦”以及华裔情报人员拉家常开拓统一战线，朝鲜地下党获悉后，“很高兴，建议孙振冠利用审讯的机会在那里设法搞一些地图、指北针之类的东西，如果能搞到武器就更好了”（《孙振冠的坎坷经历》）。

为啥呢？随着1951年4月22日中朝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消息灵通的朝鲜战俘干部准备在中朝大军一举将美军推下海之际来个内外呼应、武装暴动。为了在5月底/6月初发动武装暴动，朝鲜战俘突击队开始军训，秘密准备了干粮、指北针、地图，并争取了一些李伪军，越狱后上智异山打游击（《厄运》p135）；他们有计划地仔细观察周围岗哨分布、哨兵活动规律、地形地物，根据每个同志的特长做了使用武器的分工。一旦大军胜利南下、朝鲜同志揭竿而起，只需少数人拼死带头振臂一呼，就会立即汇集一直能战斗的队伍（《考验》p55）。

这个武装暴动计划当然是夭折了，不仅中朝大军5月21日就开始拼命北撤以免被包饺子，更何况这些战俘营内的大规模军事准备工作轻易被美军察觉，孙振冠指控谭兴东把他给告发了（《忠诚》p20），当美军提审孙振冠时，孙当然拼命抵赖：“暴动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 （《厄运》p139）

1951年6月初，孙振冠却在一次意外中当上了军官大队的领导，利用“美军看守对战俘的情况不熟悉，趁机出来担任了军官大队（即中国战俘营四大队）的大队长，领导战俘们与败类李大安等人明顶暗斗”（《战俘纪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军遵照《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会可以不受限地访问战俘营。6月2日，美军代表陪同国际红十字会官员Frédérick Bieri视察战俘营（常成p192），美军军官随口问道：该营内谁的军衔最高？魏世喜只能指孙说：“他是共军的营级Commissar，他最高”。

军官说：“那应该由他来当领导啊，你下去”。这下好了，孙振冠与张福庆（绰号张黑子）分别担任了四大队的正、副队长，“把魏四喜一伙反动分子赶下了台，从文书、班长到勤杂人员都换成了自己人。随后，又秘密组织釜山时期的骨干，建立了党支部” （《孙振冠的坎坷经历》）。好景不长，随着6月中旬起数千在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志愿军涌来，营内人员成分更加复杂，同时孙振冠与其他营级干部张福庆、王洪达领导的支部与美军制造摩擦把对方给惹毛了，魏世喜杀了个回马枪，孙的夺权斗争失败了。当过队长、文书、勤务的党支部成员们则因为“为敌服务”，回国后成了“叛变”的一条罪状。

孙振冠知道革命处于低潮，盲目与敌人死磕是徒劳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甚至开始每天独自在一张大洋铁皮上画蒋介石的图像麻痹敌人，有同志惊问：“老孙，你怎画这个？！” 孙振冠不动声色道：“混碗饭吃呗”（《厄运》p233；结果昌图审查被举报，孙“台湾特嫌”又添一罪状）。不过李大安还是不放过那些亲共的同志，到了1951年下半年，第72战俘营的7000多人中的亲共者无一不生活在恐惧中。11月2日， “菲利浦”Manhard为研究中国战俘的心理，多日询问了亲共战俘领袖孙振冠、魏林、张福庆并支招（常成p199）。

孙振冠分析说：“菲利浦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 （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随后，孙振冠、魏林、马兴旺等干部发起签名静坐签名运动，要求美军将亲共战俘脱离第72战俘营“阎王殿”。美军也不希望继续下去多死人，据李大安空降被抓特务后自述：“王顺清对我说：你真是个傻子，美国人叫他们走有一定目的”（《厄运》p244）。

1951年11月上旬，在第72战俘营的军官大队，我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一场反迫害、反背叛斗争。地下党员们以秘密串联、公开签名方式动员难友们，打算一举赶走叛徒、夺取军官大队领导权。但在美军当局干预下失败，仅争取到140余名斗争骨干脱离了第72战俘营的反动统治（《考验》p9）。

最后11月8日孙振冠等 148人得以出走到第71战俘营-“小延安”，其中包括前文系列中的主角刘师秀、张继良、彭林、骆星一、陈庆滨、魏林、杜岗、马兴旺等。数十年后孙振冠憾道：“我们原先希望30%的人出来，148人所占的比例太小。第72战俘营更加黑暗，完全由敌人控制，后果是可怕的” （《厄运》p243）。后来因张泽石、丁先文、张达等人分数批加入，“小延安”增加到254人。到了1952年4月8日甄别之后，巨济岛上选择回大陆的6000余名战俘汇集在以“小延安”为核心的第602战俘营“回国支队”。

由于甄别结果表明愿意回大陆的中方战俘只有1/3，最高领袖大丢颜面后勃然大怒，责成看管美联军战俘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动宣传攻势对冲。在周恩来和萧华的关怀下，1952年11月“战俘奥运会”在碧潼召开。

此前，关于是否参与“奥运会”，各国各营场各军种意见不一，因为其宣传目的是显而易见的。McLaughlin决定参加，因为好处是可以改善生存条件、与各营场串联交流、统一各部曾被俘者全名单以便战后核对，特别是被俘后死亡者（MacDonald p195）；因他是领导军官，将来若有“迎合共产党宣传”的责任由McLaughlin本人负责，与比赛参与者无关。美19团战俘Lloyd W. Pate后来说："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two years that prisoners were allowed to intermingle with each oth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different camps to check on each other. There were guys vying to get on the teams to get a chance to see their buddies. To find them and actually get to talk to them was a morale booster for our me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got to pass out their propaganda material, so both sides won. Oh,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few who were collaborators, but the majority of me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Olympics were not collaborators." McLaughlin本人参加了篮球、排球、棒球、拔河四个比赛项目，亲自训练、亲自控球、为战俘奥运会的成功进行指明了方向。呼声越来越高，1953年3月McLaughlin被选举为二号战俘营的主席，5月代表该营各国与俘虏管理处的总管王央公主任谈判改善恶劣的战俘营条件。

因为北朝鲜军在仁川登陆后大量成建制被俘，因此在战俘营内很大程度保持了完整的指挥链，故甄别工作对于大型北朝鲜战俘营不采用雷霆手段就难以压茬推进。1952年5月2日，602中方战俘营按照朝方地下党的要求（常成p269），中方战俘宣布绝食，抗议甄别，要求去板门店讲真相：那2/3不回大陆的都是被美蒋特务绑架的！

点名要战俘营美方总管杜德Francis Dodd本人来602战俘营谈判。5月3日杜德欣然前往，采取姑息怀柔政策，孙振冠顺势见好就收答应停止对抗。这些都是套路：[孙振冠等干部]与朝鲜劳动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引诱杜德，制造假象迷惑他，使他对战俘地行动放松警惕。给他造成“只要他亲自出面，我方相信美方当局地诚意就会停止斗争”的假象，迷惑他以便朝鲜人民军同志在他前去谈判的时候设法活捉他（程来仪《朝鲜战争战俘之迷》p162）。

果然紧接着北朝鲜最彪悍的第76战俘营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宣称如果杜德来门口诚意谈判，朝军就答应开营甄别。5月7日，漫不经心的杜德站在营门与朝方谈判时，正好一队倒空粪桶的朝鲜战俘要回营，其实这群挑粪工全是朝方的敢死队员，趁着杜德掩鼻分神之际一个小擒拿手将其活捉拖入营内。大门立即被战俘们关严了，一幅预制的英文大标语挂了出来：“If there happen brutal act such as shooting, his life is in danger!（你们若胆敢开枪，杜德就性命难保！）”5月8日上午，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在第76战俘营召开，前一晚孙振冠作为中方代表已应邀前往，此外还有英文翻译张泽石、朝文翻译柳一、机要秘书黎子颖（即傅稚衡）（《考验》p12）。

5月8日的杀龟大会（第76战俘营对杜德公审大会）是孙振冠一生最高光时刻。会上推举李学九（原朝军第13師団的参谋长）为主席团团长（即盟主），孙振冠为副团长；然而实际上李学九是摆设，幕后部署的是原黄海北道委员长（省委书记）朴相显；之前朴相显化名劳先生[代表劳动党]、卧底进入战俘营后还特地给中方战俘代表孙振冠赠送了一只全新瑞士手表（《考验》p61），不知道劳先生送的是金劳还是钻劳。李奇微升职离去后新上任的Mark W. Clark闻讯“巨济岛事件”后并不投鼠忌器：“Let them keep that dumb son of a bitch Dodd, and then go in and level the place！”

10日杜德签了认罪书后被朝鲜人放出来， Clark和范弗里特已换上美2师副师长“中国通”Haydon L. Boatner掌管战俘营，《人民日报》后封其为“魔王波纳”。Boatner先对第76战俘营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居营观察。6月4日左右“刽子手”Boatner先清场了周边的朝鲜第85、96、60三个战俘营未遇有组织抵抗后，6月10日着手对最硬核的第76战俘营进行应剿尽剿的特别军事行动。枕戈待旦的76战俘营朝鲜战俘也等待多时了，他们手持冷兵器、燃烧瓶、呼喊“Banzai”向美军发起日军般的万岁冲锋（《考验》p68），刺死一人(John Franklin Sadler)，却被击毙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