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暴政辩护的欧洲白左，死于暴政青海
历史上最讽刺的悲剧，往往不是敌人杀死了你。而是你倾尽一生去维护、去歌颂、去辩护的对象，最终亲手结束了你的生命。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
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个人的不幸，那就低估了它的意义，因为考德威尔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他的悲剧，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当幸存者哭诉时，他选择相信刽子手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柬埔寨政权。随后，一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社会实验开始了。城市被清空，学校被关闭，货币被废除，市场被取缔。医生、教师、工程师和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短短三年多时间里，约两百万柬埔寨人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柬埔寨裔作家品雅特海在《儿子，你要活下去》中记录了自己的遭遇，父母死了，妻子死了，孩子死了，兄弟姐妹都死了。全家十八口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逃出人间炼狱。
后来，他来到欧洲。在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华盛顿等地召开记者会，讲述红色高棉的暴行。
然而，当这些幸存者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欧洲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却站到了另一边。他们不相信幸存者，他们相信波尔布特；他们不相信尸体，他们相信理论；他们不相信现实，他们相信乌托邦。马尔科姆·考德威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他把波尔布特当成了解放者
考德威尔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评价他的政治立场， 比历史上最左翼的左翼还要左。他访问过朝鲜，并盛赞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他支持北越，反对美国。
当红色高棉掌权时，他兴奋得彻夜难眠，因为他相信，自己寻找了一生的理想国终于出现了。
在他眼中，波尔布特不是独裁者，而是革命导师；不是暴君，而是解放者。
当品雅特海这样的幸存者揭露红色高棉暴行时，考德威尔认为他们是在撒谎。或者说，他宁愿相信他们是在撒谎，因为如果幸存者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信奉了几十年的理想就可能是错的，而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1978年12月，考德威尔终于踏上柬埔寨的土地，他满怀激动地见到了波尔布特。那是一次朝圣，也是一次幻灭。他因此丢了自己的性命。
据后来的研究推测，在会谈过程中，考德威尔提出了一些建议，甚至可能包含一些批评。这在正常社会里再普通不过。但他忘记了一件事，理想主义者欢迎建议，独裁者害怕建议。因为建议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独立思考。
当天夜里。考德威尔在住所被枪杀。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场谋杀直接来自红色高棉高层。那个他毕生支持的人，最终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为暴政辩护，却最终死于暴政。
考德威尔不是例外，而是一种历史规律
翻遍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考德威尔式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孤例。
上世纪三十年代，无数西方知识分子奔赴苏联。他们怀着朝圣般的热情，希望亲眼看看未来社会的模样。他们看见了工厂，看见了学校，看见了集体农庄，看见了宏伟的建设场面。他们认为自己看见了历史的未来。
但与此同时，他们没有看见古拉格劳改营，没有看见大清洗，没有看见数百万人的饥饿和死亡。或者说，他们选择不看见。
记者沃尔特·杜兰特淡化乌克兰大饥荒，剧作家萧伯纳盛赞斯大林时代的秩序与进步，哲学家萨特终其一生都不愿公开批判苏联体制。这些人真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未必。
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无法接受另一种可能，自己毕生信奉的理想，可能建立在尸骨之上。
于是，他们开始为现实寻找借口，开始替暴政辩护，开始怀疑受害者，最终一步步沦为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人最大的弱点，不是被骗，而是自我欺骗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一个深刻的人性现象，很多时候，人不是被谎言欺骗，而是被自己热爱的理想所欺骗。外部的谎言并不可怕，因为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真正可怕的是，当一个人先决定相信什么，然后只接受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这时候，他已经不再寻找真相，而是在寻找证明自己正确的理由。
这正是考德威尔悲剧的根源。
也是许多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他们不是缺乏智力。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最聪明的一群人。但聪明并不能保证客观。有时候，越聪明的人，越擅长替自己的偏见寻找理由。
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考德威尔已经死去多年，但考德威尔式的人并没有消失。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安全自由的社会里，高谈革命、赞美强人、歌颂某些遥远国度里的“伟大事业”。他们对受害者的证词充满怀疑，却对宣传机器的话深信不疑；他们对逃离者充满敌意，却对统治者充满同情。
他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波尔布特、新的斯大林、新的毛泽东，新的金日成，新的乌托邦。
历史一次次证明，距离暴政越远的人，越容易把暴政想象成理想国。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常常拼尽一切代价想要逃离。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最大的错误，不是支持了波尔布特，而是当幸存者向他讲述真相时，他选择相信理论，而不是现实。他相信理想，胜过相信人；相信口号，胜过相信生命。
最终，幸存者活了下来。而为暴政辩护的人，死在暴政手里。
这不仅是一个教授的悲剧，也是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其实很简单，当一种理想要求你无视现实，当一种信仰要求你怀疑受害者，当一种理论要求你替暴政辩护时，也许最应该被怀疑的，恰恰就是这种理想、这种信仰和这种理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