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间谍”李家琪雅酷原创博客

1983年北京冬天，冷。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住着位头发花白、说话略带口吃的老人。他衣服打着补丁，骑着一辆掉漆的旧自行车，每天买菜、遛弯、晒太阳，与胡同里的老人下棋聊天。

在邻居眼里，他是一个吃过苦、坐过牢、晚年终于过上安稳日子的老人。没人想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竟是台湾军统北京情报站负责人。

他叫李家琪，出生于1927年，河北丰润人。1943年，16岁的李家琪加入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华北铁血锄奸团”。他天资聪颖，反应快，胆子大，很快获得赏识。17岁晋升少尉，不到20岁，升任上校组长。抗日战争后期，他参与针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和锄奸行动，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地下组织、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李家琪的命运，随之发生了改变。1947年，李家琪前往山东巡视军统工作，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进入鲁中军区第二(沂蒙)军分区侦察人员的视线，李家琪被解放军活捉。结果，李家琪被送往青海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关，就是近三十年。

1975年，中国释放长期关押的原国民党人员，李家琪也在其中。近三十年的劳改生活，让他的外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腰背略弯。

这个“普通”老人一回到社会，就开始寻找旧关系。不久，他联系上原国民党警察局长陈之斌，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军事情报局恢复联系。

对于台湾方面而言，这是意外之喜。一个受过完整军统训练、熟悉大陆环境、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其价值不可估量。代号恢复，身份恢复，李家琪成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李家琪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毫不起眼的老人，衣服越旧越好，自行车越破越好，说话故意带一点口吃，买菜时讨价还价，见到邻居主动打招呼，过年还会给孩子们发糖。胡同里的人都觉得：“这老头挺老实。”

街道工作人员排查居民情况，问到过去，李家琪没有隐瞒，说自己以前犯过错误，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主动拿出释放证明。工作人员一看：既然国家都释放了，说明已经改造好了。

李家琪提出一个大胆计划，找一个北京本地家庭，建立合法身份，再慢慢寻找可以利用的人。台湾方面批准了计划，并寄来一万元安家费，那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981年前后，李家琪认识了丧偶的王姓女子。他表现得体贴、勤快、细心。很快，两人结婚。随后，他把目标放到了王女士的养女——仇云妹身上。

仇云妹在农业银行总行监察司工作，虽然职位不高，却有机会接触内部文件。李家琪得知仇云妹胃不好，四处寻找偏方，买药，煲汤，关心得像亲生父亲；仇云妹想学英语，他便托关系买教材，还从从香港寄来录音带。

电视机，洗衣机，陆续出现在家里。那个年代，普通家庭拥有黑白电视已算不错，李家琪家里，却有彩色电视。邻居觉得他“家里条件不错”，没人知道，这些钱，来自台湾情报机关。

渐渐地，仇云妹完全信任了这个继父。当单位文件需要带回家整理时，她没有任何戒备。夜深人静，李家琪开始工作，拍照，摘抄，然后放回原处。一份份涉及金融、政策等内容的内部文件，流向了境外。

1983年，台湾决定加强与北京情报站联系。女交通员蔡萍，以探亲名义，从香港来到北京。她随身携带着九千多港币，密码本，密写药水；新的联络指令，以及李家琪的“委任状”。

她不知道的是，北京公安机关注意到，北京与香港之间存在异常秘密通信，引起了反间谍部门警觉。通过笔迹分析，邮戳比对，规律分析，一个隐藏多年的人物浮出水面：李家琪。

公安机关没有急于抓人，放长线钓大鱼。蔡萍下飞机后，走进了大耳胡同39号。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包围院落，撞开屋门。李家琪和蔡萍面对面坐着，桌上放着现金、密码本和密写工具，铁证如山。

李家琪沉默了很久，终于，低下头：“我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希望留条命。”之后，他交代了自己恢复联系、建立情报站、发展关系、传递情报等全过程，整个潜伏网络，被一锅端。

李家琪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养女仇云妹因参与窃取机密文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