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穿行中国134天：一个人能对抗算法吗？南方周末
2023年11月29日傍晚，临汾。天色已经暗下来，杨淏背着40升登山包，从火车站走到一家酒店。几个小时前，他刚刚从太原出发，随机买下一张绿皮火车卧铺票，开始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实验：不带手机，不联网，一个人穿行中国。
杨淏在旅途中看地图。受访者供图
面对这个没有手机的客人，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了半天，最终有些无奈地解释，酒店系统只能接收线上订单，前台电脑无法直接办理入住。杨淏愣住了。他有身份证，有银行卡，有现金，按照过去的人类经验，一个人具备这些条件，理应可以住进一家酒店，但现在不行。
工作人员似乎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离开手机以后，一个人竟然会失去如此基础的行动能力。最后，另一个工作人员给他推荐了附近一家酒店，还为无法导航的他手绘了一张简陋的地图。
离线旅程的第一天，杨淏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离开手机最大的困难，是整个世界都默认你应该在线。
接下来的134天里，这种碰撞不断发生。在湖北省博物馆，他因为没有预约二维码被挡在门外，一名素不相识的老人把他“认领”为同行家属，带着他穿过绿色通道；在新疆莎车，他为了取现金，几乎跑遍半座县城，发现许多商铺早已拆掉POS机，因为扫码支付更便宜、更方便；在和田县邮局，他想寄一封挂号信，年轻工作人员不会操作；在潮州，他发现陪伴这座城市几十年的老火车站已经停用，新的高铁站修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
每次受阻，都像一记提醒。找路、写信、使用现金、与陌生人建立联系，那些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能力，正在被数字系统一点点接管。
旅程开始时，杨淏是一名在读艺术博士生。真正促使他出发的，是手机上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提示：“平均每日屏幕使用时间6小时57分钟”。如果按照这个时长计算，一个人的生命，将有近1/3被消耗在屏幕前。那天，他忽然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关闭手机，人还能正常生活吗？
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一场覆盖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田野实验。从中原到岭南，从西域到东北，从绿皮火车到县城公交，从独立书店到边境小镇，他写下24万字手记，拍摄超过100小时影像，最终形成书籍《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和同名纪录片《关机》。纪录片后来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书籍在2026年5月出版后，也迅速引发讨论。
在旅途中，杨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问题从来不是手机本身。手机只是入口，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手机背后那套已经覆盖生活每个角落的系统。酒店需要扫码，博物馆需要预约，地图需要联网，出租车需要平台，支付需要二维码，社交需要即时通信，甚至连一个人的存在，都越来越依赖持续在线来证明。技术带来的便利毋庸置疑，但当便利成为唯一选项时，它也在悄悄改变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于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出来：今天的我们，究竟是在使用手机，还是正在被手机重新塑造？又或者，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为什么人们离不开手机，而是为什么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越来越难以容纳那些选择暂时离线的人？
幼年的杨淏和爸爸，摄于西双版纳。受访者供图
从“互联”到“割据”
杨淏并非从一开始就怀疑互联网。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互联网的信徒。如果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他记忆里的互联网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色彩。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QQ号。那是宽带刚刚进入普通家庭的年代，每天放学回家，打开电脑、登录QQ，几乎成了一种固定仪式。最让他兴奋的，是好友头像忽然抖动的瞬间。屏幕另一端，可能是刚刚分别不到十分钟的同学。
对于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一代人来说，它带来的首先是惊奇。“我们当时完全习惯于所有事物都是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沟通，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个时空，你可以跟这个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压缩，世界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辽阔。
后来，互联网继续扩张杨淏的世界。他把大学称作自己的“启蒙运动”。与中学相比，大学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互联网成了他的第二学校。一个概念带出另一个概念，一本书引向另一本文献，一篇文章连接到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
那几年，互联网在他眼里意味着开放、自由和可能性。它帮助一个来自普通城市的年轻人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他形成了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信念：互联网正在让世界变得更加平等。每个人都拥有发声的机会，每个人都能获取知识，每个人都能够跨越地理边界与世界建立联系。
后来，这种感觉慢慢消失了。
大约从2016年前后开始，杨淏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异样。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一个个平台不断涌现，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最符合自己兴趣的内容。
那些曾经让他着迷的偶然性正在消失。平台不断把他送回熟悉的内容、熟悉的人群之中。每一次点击都在强化过去的选择，每一次停留都在加固既有的偏好。互联网似乎变得越来越了解他，但与此同时，他能够看见的世界却在一点点变窄。
在杨淏看来，过去那种通过链接自由穿梭的网络世界，正在被一个个平台重新切割。“每一个不同的App都想要争取更多用户、更多数据、更多信息，把这些东西都只保留在自己的App之内，再去不断生成新的。所有公司都是这样，有点像是一种‘割据’式的存在方法。所以说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互联大家庭了。”
过去，人们通过互联网抵达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抵达平台。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深远。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越来越丰富，世界却似乎越来越单调。杨淏举例：“打开手机，几个大的媒体发的内容都是这两天正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一旦出现一个热点，所有媒体都在报道，报道的方法可能是非常同质化的，角度也非常相似，评价也非常相似。以前那种能去探索更宽广、更隐秘、我完全无法了解的内容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这种变化让杨淏感到不安。他发现互联网最初吸引自己的那些品质正在一点点消失。平台越来越懂用户，用户却越来越难走出平台。推荐算法精准得令人惊叹，却也像一张无形的网，不断把人送回熟悉的一切。
回头看，杨淏肯定了自己的离线实验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种子。当互联网从开放世界变成割据平台，当游荡被推荐取代，当偶然性被精准匹配不断消解的时候，那个曾经让他着迷的互联网，便已经开始慢慢远去了。
杨淏在旅途中跟陌生人交谈。受访者供图
在算法之外，与世界相遇
当杨淏把手机留在太原的家中，独自登上一列开往临汾的绿皮火车时，他真正想寻找的，并不是一种没有网络的生活，而是重新确认，一个人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算法之外，与世界相遇。
在今天的生活里，手机早已成为一种基础设施，人们依靠它寻找方向、获取信息、维持关系，也依靠它解决几乎所有日常问题。但真正上路以后，杨淏发现，当这些工具同时消失，一个人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世界时，许多原本由手机代劳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人与人之间。
旅程开始的第一天，在临汾，因为无法使用导航，酒店前台小哥给他画了一张手绘地图，把附近的街道、路口和酒店位置一点点标出来。今天看来，这样的场景甚至有些陌生。人们已经习惯打开地图软件输入目的地，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蓝色路线前进，很少再需要向别人问路。
这样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旅程里不断发生。因为没有手机，他不得不频繁向别人求助，也因此开启了许多原本不会发生的谈话。
在新疆莎车，杨淏身上的现金只剩6元，急需取钱。跑了很久之后，他发现当地许多店铺已经不再使用POS机，银行卡反而变成一种不那么方便的支付方式。就在寻找POS机的过程中，他反复碰到两名彪形大汉。有意思的是，他们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杨淏需要把银行卡里的数字变成现金，而两位大哥手里拿着一沓现金，正在寻找愿意帮自己微信转账的人。最后，还是那两位大哥手舞足蹈比画了一番，试图告诉杨淏ATM机的位置。
在去青海茫崖的路上，杨淏遇见了一个让自己印象很深的年轻人。那是旅途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停靠。到了位于无人区的加油站，大巴车短暂停车，乘客下车活动，青年过来帮忙加油。两人聊了几句，说不上熟络，也谈不上深刻。车很快就开走了。临别时，杨淏努力转过头，想再看青年一眼。
“我觉得我还没有真的跟他建立起一种连接，我就得走了。”采访时，杨淏提到这种遗憾。
“我挺挂念他的。”杨淏说，“他也是个年轻人，但他和我身边接触到的年轻人的状态反差极大。”
青年在这儿一待就得三两个月，过年也不回家。“他在思考什么？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知？他如何看待他的这份工作或者他自己？对于他这种存在的状态，我是很陌生的，又很好奇。”
他忍不住去想对方的生活，想象这个年轻人每天守着加油站，偶尔出现的车辆短暂停靠又离开。车上的乘客多半不会记住他，也不会和他多说几句话。
旅行不断制造这样的时刻。它们短暂、偶然，而且往往没有后续。很多人只是进入彼此生命片刻，然后离开。
其中最让杨淏难忘的，是一个他唤作“小唐墩”的骑行者。两人在青海进入新疆的途中相遇。那是一段漫长而荒凉的路程，戈壁、荒野、公路，视野所及之处很少能够看到人。两个人偶然同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分开。
旅途中遇见的人里，有列车员，后来发现他还在干副业，卖茶叶；有高四补习生，如今考上了大学，准备开学了。大多数人的人生虽然陌生，但能够想象出未来的样貌，只有小唐墩难以被归类，像一个开放的问题。他长期骑行，在广阔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分别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旅行到赤峰时，杨淏手写的家信。受访者供图
杨淏的父亲，原本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在杨淏的记忆里，父亲每天看书，看累了，把书往旁边一甩，一关灯，就这么睡着了。那是杨淏青少年时代对父亲最深的一个印象。父亲年轻时开过书店，就为了能多接触几本书。后来在杨淏上中小学的那些年，即使义务教育已经把课余时间压缩得所剩无几，父亲还是鼓励他分出一部分精力来读自己喜欢的书。杨淏对阅读的热情，是父亲传下来的。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有了抖音，父亲再也不看书了。现在的父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刷抖音，刷着刷着睡着了，手机啪的一声落在枕边。
“他还算是一个读书人，他理解这个系统有问题，大家不能沉浸在手机里面，但是作为个人，他无法真的跟系统、算法去对抗。”杨淏说，他不怪父亲，“它改变的不是我父亲这么一个人，它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注意力经济的核心逻辑。我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并不是个人意志力的失败，而是被精心设计、持续强化的系统性后果。杨淏把这套运作方式称为“用便利的包装来窃取和占有”，用户感受到了真实的便利，但附着在便利上的，是一套悄悄运转的机制。“人们只能感受到它带来的便利，但它带来的其他东西非常隐蔽，不被大多数人反思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