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新京报
近段时间，“优绩主义”这个词又开始随着一些热点事件，高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粉笔公司的CEO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发表了一番引来众多争议的演讲。一位公考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却一反常理地说“考公无意义”，转而给大家传授自己炒股的“致富经”。许多网友留言，这就是典型的“优绩主义的傲慢”，因为张小龙忽视了成功并不止取决于个人努力，还受时代机遇的影响。
反优绩主义的情绪，在优绩主义这个词降生之际其实就已存在。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Young）就在自己的讽刺性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中，首次系统提出了“Meritocracy”这个词。杨指出，优绩主义认为个人应凭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这一观念，深刻形塑了现代社会有关何谓“优秀”的想象，也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
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积极，但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其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事业成功的影响，不仅让社会制度安排无法关怀弱者，更是在道德上，容易让获得成功的人滋生一种“精英的傲慢”。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于2021年引进中国后，一时之间成为最火爆的畅销书。在拥有浓厚考试文化的中国，一本批判优绩主义的书能获得如此反响，是耐人寻味的。
然而，优绩主义真是一个如此不堪的存在吗？与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曾发挥的都是推动弱势群体解放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正面作用。英国学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一书，就为我们打捞起了这段优绩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为什么优绩主义的形象骤然转变？在纯粹的批判与赞同之间，我们是否有看待优绩主义更全面、理性的方式？本期专题，我们希望与中外的一些学者一同，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作为这期专题的策划人，我的想法来自于一个问了自己多年的问题：我是一个优绩主义者吗？
和大多数人一样，人生的前二十年，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从一个普通家庭出发，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进入重点中学，拼过“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进入一所“985”大学，再通过全方位的“优秀”，保送到更好的大学读研究生。通过个人努力获取成绩，并进而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赞誉，不仅客观上把我带到更大的平台，也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信念。
问题是，高考之后呢？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的学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大学为节点，自然地分成两段：在这个叙事中，前一段的他们，是纯粹的优绩主义者，一心提高成绩，不惜放弃爱好，牺牲娱乐；后一段的他们，则突然从优绩主义中出走，在一个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中，开始自由地探索方向。
我曾经也非常信任这套叙事。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大学之后，我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卷”，自习不能去自习室，要去图书馆，因为这样，或许会显得我不是在去复习考试，而是去看书。——事实上，我也确实因此看了不少书，培养起了可能让我受益终身的对阅读的热情。本科四年，我对哲学很着迷，对着看不懂的原著或者二手解读囫囵吞枣。思辨那些烧脑的问题给我带来的愉悦，还让我在课余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学校的辩论队中。
我和队友们赢下很多比赛，学生时代的荣誉在现代回看聊胜于无，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烙印在回忆里的。大四那年寒假前，我们赢下一场赛前认为不可能获胜的比赛。得知赛果的那一刻，我感觉一股兴奋直冲脑门。有时候，乐极生的不一定是悲，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空虚。一个问题当时击中了我：单纯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至于让我这么生理性兴奋吗？我最在意的，是不是还是赢？离开考试，对待爱好时，我是不是还在沿袭某种隐蔽的优绩主义思维？
于是，这个问题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根“刺”。研究生毕业后，我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来到书评周刊工作。此时的我，不认为依然被所谓优绩主义的问题困扰，只不过偶尔还是会想起这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我的这个困惑，好像也没那么莫名其妙。我看到许多身边的人，从求学到工作，一直努力希望摆脱某种曾经帮助自己的东西，却始终无能为力。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你要问我这具体是种什么感觉——当你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些“反优绩主义”的帖子，点开博主的主页，却发现简介里写满了自己曾经毕业于哪所名校——可能是这种感觉吧。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2022年，我通过视频采访了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桑德尔。聊完很多有关社会的问题，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了他这个带着“私心”的困惑：您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走出优绩主义吗？怎么走出？桑德尔非常诚恳地说，他认为需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社会的评价体系”。
桑德尔的话，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具体到个人，这种重建，又谈何容易？
采访桑德尔一年之后，我和那时还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郑雅君聊了聊，当时，根据她的硕士论文改编的作品《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正在获得空前的关注。她在书中认为，大学生们有着“目标导向型”和“直觉依赖型”两种不同的行动模式。对出身寒门、资源匮乏的大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一座规则复杂的迷宫，成长路径极为不清晰，他们也因此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烦恼。
采访中，郑雅君告诉我，未来可能会争取在东部城市的一流高校任教。从复旦到港大，她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选择。那之后，我们鲜有联系。直到今年，我通过两篇报道了解到，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甘肃，在一所“双非”院校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满意的选择”，她对我说。“这里没有太多过分的学术kpi考核，也许更能做我自己想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之前我可能接受了很多采访，但在这里我没有那么站在聚光灯下，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