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潜伏”8年打零工，发现了什么？陈鹏
劳动节当天傍晚，北京南六环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百名打工者聚在这里，等待一份夜班工作。一个招工的声音传来：“8小时200（块），有去的吗？差一个人。”一群人立刻围上去询问具体情况。有人边高喊“我去”，边往里挤。
临时工在马驹桥街头等活，中间挎包者为丛瑞安。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这里是“马驹桥零工市场”，北京最大的灵活就业集散地。每天早上和下午六点左右，是临时工们集中等工作的时段。没有节假日，没找到工作就是放假。“昨天干160（块），今儿个还没找着活，搁这块，经常没谱。”一位中年妇女在和旁边人聊天，“但总比种地强。”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身处找工作的人群中，倾听着别人的讨论，偶尔插一句话，看似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他叫丛瑞安，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8年前，他怀着体验生活的想法，第一次到马驹桥做日结工，没想到持续下来，已经20多次来此地。
2026年5月，他根据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的《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出版。书中，他企图打破大众的猎奇心理，还原临时工群体真实又复杂的面貌。“我是在尽力反驳那些污名化或鼓吹式的言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并不是丛瑞安的学术研究项目，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而坚持做的一件事。他的导师、知名学者刘瑜评价：“清北大学生的精英生活，与城南农民工的‘城中村’世界本无交集，但是丛瑞安通过其奇妙的生活实践将其编织在了一起。”
作为被观察对象的打工者，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南方周末记者将书送给一位名叫张顺治的工人，他从2012年起就在马驹桥生活，近期也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发布在自媒体平台。“还是比较真实的，好多打零工的，确实是这样的，得过且过。”他说，书中一些打工情景的描写，引发了他对过往很多不美好经历的回忆。
“看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中的人”
从清华大学出发，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达同济南路站；再往南行一公里，就进入了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街边是密集的丧葬用品店、19.9元的自助餐、两元百货铺……同时也有流行的快消品牌，这是典型的“城中村”形态。“从这里走过去，有一种穿透感。”丛瑞安说。
他穿着一身黑衣，走路时塌着脊背，并不时撩起衣服下摆扇风。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了“不显眼”，行事就比较方便。“我的设定身份是一个打工的，而不是一个学生。”
马驹桥城中村街头。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2018年10月2日，丛瑞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大二。几天前，一个朋友要去马驹桥做调研，问他要不要去。“我说去呗，就一块儿去了。”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会和马驹桥产生长期关联。
丛瑞安出生于山东滨州一个石油工人家庭，不像农村孩子那样干过体力活，但他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常去做义工。高考时，他选择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我感觉很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最后都是要归结到政治学上来”。
那天他们一行6人，晚上到达马驹桥，找了个破旧的出租屋住了一夜，40元一间房。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和其他临时工一起到街头等活。他和两个同学找到了一份冷库搬运、整货的工作，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工资140元。还有三人没找到工作，只好回学校了。
工作地点是在河北廊坊，一辆面包车坐了19个人，拉他们到目的地。穿上防寒服，他和工友们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里工作，每待上一段时间就得出去，不然受不了。最长一次，他进去了将近一小时，出来后“脸上是红黄青紫蓝在一起”，旁边的人说他有点冻伤了。
他称自己是个i人（按，近似于内向），但强行变e（按，近似于外向），主动和工友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打工经历和待遇，把要点记下来。“我是想去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看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中的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到学校后，他将自己当天的经历和观察写成文章，发在公众号上，开启“北京体验记”系列。这次工作的强度并不是很大，他没有发表什么感想。但是一个月后，11月17日，当他第二次去马驹桥找活时，遇到了挑战。
这是一份快递分拣工作，早七点到晚八点，报酬200元。起初，他的工作是“将快递从这一堆扔向另一堆”，扔得动就直接扔，扔不动的搬几步路再使劲扔。有时要爬上快递堆，将大袋子拆开，把快件倾倒出来，“任何快递都可以随便踩，随便扔”。他干了一上午，“完全没有时间休息”；一个工位一个人，也没法聊天。
丛瑞安曾工作的快递分拣场所。受访者供图
到了下午，他被分配到流水线上，将快递翻到标签朝上，用扫码枪扫码后，再扔到相应的快件堆……传送带不停，他的手也不能停。“一直从下午2点干到7点，中间只有一次我以出去上厕所为借口买了瓶水喝，休息了会儿。”
真正的痛苦是收工后。他打车回学校，“临下出租车，却发现全身酸痛得不得了，硬撑着才能爬出车门”。第二天下床时，只能让腿拖在地上慢慢挪。更重要的是精神影响，“看见屋里任何一个东西都像是快件，每一样东西都仿佛装在一个土黄色小纸箱里”。
他由此明白了，为什么马驹桥的街头，每天都有中介扯着嗓子招快递零工，但很少有人理睬，继续等其他活。这种高强度的重复工作，对身体和精神是双重折磨，往往“干一天要躺两天”，看似工资相对较高，实则并不合算。
但是，清闲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好工作。丛瑞安在书中以“保安”为例，这是北京零工市场上最普遍的一个工种，因为门槛低，没有技术含量，也就缺乏提升自我的机会。工作时往往不允许玩手机，非常无聊，只能熬时间。临时工之间流传一个说法：“干保安会把人干废了。”
除了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待在老家外，丛瑞安每年都会在北京打零工，体验不同工种和工作场景。其间，他加了几十个零工微信群，观察他们的讨论，了解这些临时工的精神状态，往往一会儿没看，就有成百上千条未读消息。“社会调查就是去看别人怎么想，而不是看自己怎么想。”他说。
工作中的“敌人”
马驹桥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劳务市场，存在时间起码超过20年，这得益于其位置和环境。它位于京沪高速和北京六环接合处，从南边来的打工者很容易到达；从这里坐车又能方便通往北京城区各处。马驹桥北侧，跨过凉水河，就是年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元的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厂、汽配厂、物流仓库等密布，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马驹桥在北京市的位置和书中描述区域。资料图
张顺治第一次知道马驹桥是在2012年。26岁的他，从河北保定易县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塑料厂上班，工资低，他想找个更好的。同事告诉他，马驹桥附近电子厂多，可以试试。
他上网查信息，看到亦庄的富士康工厂招人。根据联系方式，他却到了海淀区一个写字楼里，原来是中介，问他要了500块钱，说是押金，然后让他去马驹桥联系。他像后来的丛瑞安一样，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到达，结果还是个中介，说要办资料，又要了他200块。
绕了一大圈，他终于进了富士康。和厂里人接触后，人家告诉他工作是直招，不需要花钱。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在《马驹桥的时间》一书中，丛瑞安称中介是工作中最熟悉的“敌人”。他们通过与用人单位合作，获取核心的用工信息，再层层转给工人，靠抽成来谋利。但抽成多少没有规定，全靠中介的“良心”，而处于信息末梢的工人，很容易被压榨。
丛瑞安曾在政府采购网上，看到某街道和保安公司签订的用工合同，150元8小时。之后，他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个岗位的招工广告，变成了150元12小时。“比这更重的抽成，也十分常见。”他说。
很多中介会通过美化工作条件、克扣工资等方式来欺骗工人。工人到了用工场所，往往发现岗位并不是中介描述的样子，但只能干下去；干满一个周期（比如一个月），中介又常常会以用人单位不满意为由，扣取工资或押金。“他们需要凭自己的头脑和经验辨识种种骗局，同时祈祷自己运气足够好。”丛瑞安写道。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更喜欢打零工的原因。长期工一旦落入陷阱，损失会很大，而打零工相对安全，干一天的活就能挣一天的钱，“把自己遭遇风险时所需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张顺治在富士康工厂的流水线上干了两个多月，“感觉压抑得慌，没有盼头”。忙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四千多块；如果活不多，只能赚一两千块。他看到员工流动特别大，“每天有人排着队来，也有排着队走”，后来他也走了。
当下一份工作没有着落时，张顺治就在马驹桥打零工。他去过印刷厂搬书，到过医院洗衣服，也曾干过快递分拣。“有个人拿着喇叭，在那一直嚷叫，好家伙，一会儿都休息不了，真是疯狂。”他回忆说。
张顺治的经历代表了马驹桥工人群体的复杂状况。这里并非全是临时工，也有长期工，他们在失业或节假日期间会找零活挣钱。还有人是临时来这里落脚，挣点钱作为过渡，再去干别的事。剩下的才是那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有活了就干，没活了就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