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比11，中方“一票否决”失效唐驳虎

中国这次无法动用一票否决权，2比11票的结果出来后，中方代表当场表示对此很失望。

当地时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焦点在于是否应当举行关于伊朗核问题及恢复“第1737号决议制裁委员会”工作，俄罗斯在会议开始就提出异议，认为这场会议不应该召开并发起程序性表决，最后的票型是11票赞成举行会议，中俄2票反对，以及巴基斯坦和索马里2票弃权。

随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会上明确表示对投票结果“感到失望”，并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国家忽视安理会成员分歧和关切，对困难局面“负有全部责任”，措辞可谓十分严厉。

根据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是伊朗核协议，及与之配套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安排，多项历史性对伊制裁决议均处于“终止并悬挂”状态，早年的1737号制裁委员会及其专家小组也早已随之解散。

然而，2025年9月，英、法、德三国以伊朗未能履行协议义务为由，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随后，联合国秘书处部分官员及西方阵营坚称，联合国对伊全面制裁已自动恢复，1737号委员会及其清单也随之“重启”。

但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安理会成员从未就欧洲三国是否有资格启动该机制达成任何共识。更为关键的是，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日迎来了其法定的“终止日”。

按照条约法和国际法理，终止日过后，整个决议及相关的审议议程在法律层面上已彻底终结，安理会已经终止了对伊核问题的审议。

此时西方强行借用一个已经失效的旧机制来拼凑新会议，不顾其他成员国反对，坚称“快速恢复制裁”已经正式触发，极大地破坏了安理会决议的严肃性与国际法的确定性。

此外，在安理会的运行规则中，程序性表决不受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限制，只要获得超过9票的赞成票即可通过。

美国、法国、英国正是利用了这一机制，拉拢非常任理事国凑足11票，强行将一个在法理上充满巨大争议，且中俄两国坚决反对的议题塞进了安理会的日程表，将原本用于维持沟通、协调立场的程序性规则，用于推进自身单边议程，将传统多边外交路径视若无睹，完全是“为了开会而开会”。

中方的失望，还带有对中东地缘热点的现实顾虑。当下中东局势尤其敏感复杂，随着伊朗和以色列互相空袭，美国又借机发动所谓的“防御性打击”后，停火协议基本上名存实亡，进一步压缩了理性谈判的空间。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安理会处理伊核问题时大玩“双轨游戏”。

一方面，由于前线军事压力巨大，重要能源航道持续受阻，美国不得不表现出在外交上与伊朗接触，维持低限度停火的姿态，即便袭击了伊朗，还公开表态“希望谈判能继续”，而在联合国框架内，美国不愿放弃任何可以合法化其单边制裁的机会。

通过借用欧洲三国启动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美方试图在不重启冲突的前提下，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持续挤压伊朗的经济和外交空间，凭空制造谈判筹码。

而中俄两国的逻辑则完全不同。在中方看来，中东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不是依靠无休止的经济制裁与单边军事威慑。

西方在安理会的强硬动作，其本质是在为过去的误判强行打补丁，尤其是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又在2026年协同以色列发起大规模袭击。中方在投票中坚决反对美国独断专行，恰恰是为了防止安理会彻底沦为西方大国地缘对赌的政治工具。

联合国安理会的设计初衷，是建立在五常一票否决权之上的“大国一致原则”，确保任何重大集体行动都必须具备国际政治的最大公约数，以此防止大国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程序性表决不适用否决权这一设计，正在被异化为绕过大国一致原则的“制度性漏洞”。

当安理会面对根本性的实质法理分歧时，本应通过长期的政治协商来解决，但美欧的做法是，通过私底下拉帮结派建立数量优势，利用程序性表决强行绕过实质性争议，避免中俄用否决权拦路。

这种做法也许在程序上找不到明显的纰漏，却在政治层面上却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让安理会的表决变成了纯粹的数人头活动，失去了通过辩论、妥协、建立共识来化解危机的根本功能。

俄罗斯代表在会前明确指出，“联合国秘书处领导层错误且不合法的立场”在此不具备效力。

这主要指的是，之前在安理会成员内部存在巨大分歧，且未达成任何正式决议的情况下，联合国高级官员在通报中直接采信了西方的话术，并在官方网站上悄然恢复了“第1737号决议制裁委员会”的主页和制裁清单。

这一举动直接将联合国秘书处备受国际舆论质疑，作为联合国的核心执行层，秘书处本应恪守中立、客观的原则，充当各方沟通的桥梁，而不是轻易下场站队。

然而，在面对西方阵营高强度的舆论攻势和暗中拉拢，秘书处在实际操作中有了明显的倾向与偏见。

一旦官僚机构开始“选边站队”，未能弥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反而成为冲突升级的催化剂，导致多边外交的底层互信基础持续受损。长此以往，安理会也许在处理国际热点时，势必只有形式上的高度活跃，但在实质治理上难免陷入真空。

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而且也进一步证明，联合国改革迫在眉睫。安理会需要在架构上，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如此才能避免联合国“一错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