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安德特人：是“他们”，还是“我们”？赛先生

尼安德特人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这是最近考古学界热议的一个问题。复旦大学王传超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在文化上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发展，但在发育模式、新陈代谢乃至认知结构上，确实与现代人有所不同。

他们指出，承认这种真实而重要的差异，并不是为了营造“现代人更优秀”的幻觉，而是为了尊重科学事实。

尼安德特人复原图。图源：wikipedia

近年来，大众对尼安德特人的固有印象发生了显著转变。随着考古证据的日益丰富与遗传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尼安德特人绝非刻板印象中那种低等的野蛮人。他们不仅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会佩戴装饰品打扮自己，甚至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宗教仪式。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观点逐渐流行：尼安德特人是否只是现代人的另一种形态？或者说，至少在生物学意义上，他们与我们并无二致？

2026年4月27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P. Thomas Schoenemann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PNAS）上发表的最新论文，对这一命题的讨论有了新的推进[1]。文章通过对比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以及当代人群的大脑结构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在脑区形态上的差异量级，完全落在了现代人群体内部的变异范围之内——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的差距甚至比如今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差距还要小。因此，研究者认为，脑形态学证据不应被视为进化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异，用先天性的认知劣势来解释尼安德特人的灭绝[2]这一长期流行的论断缺乏说服力。

这一结论在部分科普解读中被进一步引申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我们。"[3]这种浪漫化的表述，有些超出了上述原始研究的论证边界，进而有误导读者的可能。Schoenemann等人的核心论点是一个严格的条件命题：如果现代人群之间的神经解剖差异不被视为具有演化意义，那么量级相近的尼人差异也理应被一视同仁。事实上，他们既未主张尼人与现代人在生物学上完全等同，也未对尼人的分类学归属做出裁定。

但科普解读触及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尼安德特人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

这一问题本身确实值得认真讨论。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真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应将尼人划归智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4]，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尼人是独立于智人的人类物种（Homo neanderthalensis）[5,6]。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澄清Schoenemann等人研究的实际贡献与局限，再从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生物学关系。

Schoenemann研究的贡献与短板

由于大脑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极难保存，古人类学家研究大脑通常依赖一种间接手段：脑内模分析。该方法通过CT扫描化石颅骨的内部空间来重建颅腔的三维形态，进而推测大脑在颅腔内的分布与空间比例。

在这项研究中，Schoenemann团队将重建的脑内模划分为13个脑区，并比较了这些区域在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及当代人群中的相对体积。结果显示，在13个脑区中，有9个脑区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体积差异，竟然大于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的差异，据此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并未超出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他们认为，如此微小的认知差异，很难构成驱动种群替代的充分原因。

Schoenemann等人研究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此前缺失的参照系。在他们之前，Kochiyama等人通过脑内模分析发现，早期现代人拥有比尼人更大的小脑半球，并据此推论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两个物种在认知和社会能力方面产生重要差异，并可能促成了尼安德特人被早期智人取代"[7]。Schoenemann等人指出，这一推论存在两个关键缺陷：其一，所推断的差异从未被置于现代人群变异的背景下加以检验；其二，脑区体积与认知能力之间关联的效应量极为微弱，从未被明确报告。

但Schoenemann团队自己的结论同样建立在脑内模分析之上，要评估其可靠性，就必须审视这一方法本身的局限。几乎所有针对古人类化石的形态学研究，都必须以现代人大脑为模板，再通过形变处理去适配化石颅腔。这意味着在重建过程中，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形态被不可避免地预设在了现代人的结构框架内。这种方法固然能估算大脑的总体体积比例，却无法还原大脑皮层的精细折叠模式、白质连接路径以及神经细胞的层级组织。Kochiyama团队早在2018年的研究中就明确指出，由于化石颅骨内侧保留的印痕极其微弱，想要识别具体的皮层特征极其困难。

其次，这篇文章更令人难以信服的是样本量。该研究的样本量仅包含4个尼安德特人（Amud 1,La Chapelle-aux-Saints 1,La Ferrassie 1,Forbes' Quarry 1）和4个早期现代人。对于一个在欧亚大陆存在超过30万年、地理分布极广的类群而言，4例样本无法有效评估真实的种群变异范围。在统计学上，基于n=4的样本量得出明确结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另外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差异发生的演化时间尺度。这项研究的比较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人群间差异大小相近等同于生物学意义相同。然而，这一前提在进化生物学中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不同现代人群之间的分化，发生在最近约5万至10万年内。在这一尺度下，无论地理距离多远，所有现代人都共享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大脑发育程序、认知架构和基因调控网络。这意味着，现代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脑区体积上的差异，本质上是同一套发育程序在不同环境背景下的变异表达。

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遗传学与化石证据一致表明，两者在拥有共同祖先之后，已经各自独立演化了大约55万年[8-11]。在超过50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双方各自的突变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不断积累，并在差异化的选择压力下被保留或者淘汰。因此，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差异同现代人内部的差异进行直接比较，相当于将不同版本系统的结构演化与同一设计体系内的参数变化放在一起比较，这种比较将长期独立演化的结果与短期群体变异混为一谈，忽略了时间尺度的根本差异，在生物学逻辑上很不严密。

遗传学提供的证据：清晰的边界

除了上述抽象的比较方法讨论之外，尼人和现代人是否分隔最真实和重要的现实证据应从现代分子生物学中寻找。日益蓬勃的基因组学为“两者是否应该归为一类”这个问题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标准。

从基因组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尼安德特人仅是现代人的一个变种，那么其线粒体DNA理应落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之内。但事实恰恰相反。Krings等人首次证明，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与现代人参考序列之间存在27个碱基对替换的差异，而现代人个体间的成对差异平均仅为8个[12]。这意味着两者的差异约为现代人内部差异的3.4倍，这一结果已在多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尼人样本中得到验证。核基因组数据提供了更强有力的证据：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约0.3%的核DNA位点上存在差异[13]，而现代人群体内部的差异仅为0.015%至0.02%[14]。换言之，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遗传分化程度，大约是现代人种内差异的15-20倍。

根据在罗马尼亚奥塞洞穴(Peştera cu Oase)中发现的骨骼复原的一位早期(距今 37,000 至 42,000 年前)欧洲智人形象，其身上有7.3%左右的尼安德特人DNA。图源：维基百科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现代人基因组的某些特定区域，几乎完全检测不到尼安德特人的DNA残留。这种现象被称为“基因沙漠”[1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古人类从未与现代人杂交，而是因为这些基因在进入现代人群体后，在强烈的自然选择作用下被系统性地清除了，模拟研究显示，尼安德特血统在杂交后的最初10代内经历了一个极速清除期，比例从约10%迅速下降[16]。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因沙漠”显著聚集在与神经发育密切相关的基因（如FOXP2和ROBO2）附近[17][18]。

一项基于2.7万名冰岛人的基因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现代人中幸存的尼人基因片段，主要通过改变基因表达调控实现其影响，而非通过改变蛋白质结构[19，20]。此外，尼人血统在脂肪和免疫T细胞的增强子(一种负责调控基因表达开关的DNA序列)中高度富集，但在参与大脑和肌肉发育的增强子中却被大量清除[21]。

所有证据都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版本与现代人的基因版本存在功能上的严重不相容，尤其是在构建大脑核心程序方面。如果尼安德特人仅是现代人变异范围内的一种类型，这种方向一致的成片清除现象在理论上将难以解释。相反，那些在现代人中受到正向选择而被保留的尼人基因，其功能高度集中在免疫领域，特别是与RNA病毒相互作用的蛋白基因。这些片段帮助我们的祖先抵御了进入新环境时遇到的病原体[22]。这说明尼人的基因主要是作为抵御病原体的“外来零件”被借用，而非作为一个完整的兼容系统。

总之，无论是尼人与现代人巨大的遗传分化程度，还是基因组片段的“基因沙漠”现象和特定基因高度集中的功能分野，它们都清晰地划定了尼人和现代人的生物学边界。

脑类器官实验提供的动态新视角

如前所述，形态学比较的缺陷在于无法捕捉发育动态，而近年来兴起的脑类器官实验提供了突破口。Trujillo等人在2021年的实验中，将祖先型（尼人类型）的NOVA1变体引入现代人干细胞。结果显示，用这种方式生成的脑类器官体积更小，且神经元连接方式发生了明显改变。NOVA1是神经发育中RNA剪接的核心调控因子，仅仅一个氨基酸的差异就足以改变整个神经网络的形成方式[23]。

类似地，Pääbo实验室在2023年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版本的TKTL1基因（与尼人版本仅差一个氨基酸）能够在发育中的新皮层中产生显著更多的上层神经元。这类神经元正是语言、抽象推理和社会认知等高级功能的结构基础[24]。这些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看似微小的遗传差异，在发育过程中会被系统性地放大，进而可能会影响不同人群的认知结构。

辅助证据：丹尼索瓦人作为参照

如果说尼安德特人是否在现代人范围内仍可能引发争论，那么丹尼索瓦人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对照。在遗传分化时间上，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约在40万年前分离，这与尼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分化程度大致相当。高覆盖度的基因组数据表明，丹尼索瓦人基因组中存在约1330处染色体结构重排，远高于尼安德特人的985处。尽管遗传差异显著，丹尼索瓦人的DNA却在美拉尼西亚等现代人群中保留了高达5%至6%的比例，远高于尼人[25，26]。这一看似矛盾的格局恰恰说明：显著的遗传分化与有限的基因交流是可以并存的。丹尼索瓦人的存在启示我们，物种的边界可以是柔性且多孔的，但“多孔”并不等同于边界不存在。杂交并不会自动消除两个谱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本质差异。

尼安德特人绝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原始、低等或失败的种群。他们在自己的生态环境中极其成功，拥有复杂的社会文化。但“相似”并不等同于“同一”。来自形态学、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多条独立证据一致表明，他们并不属于现代人的生物学变异范围。尼安德特人在发育模式、新陈代谢乃至认知结构上，确实与我们有所不同。承认这种真实而重要的差异，并不是为了营造“现代人更优秀”的幻觉，而是为了尊重科学事实。

“我现在后悔做了DNA测试，结果可能非常不准确，但我体内的尼安德特人DNA含量比很多普通人都要高。我选择欣赏这一点。我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坚强或最友善的人。但想到我的祖先中曾有两个不同物种的人类繁衍后代，并将他们的印记一直延续到我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意。这些逝去的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多么微弱，都存在于我的体内。它幸存了下来。”Reddit论坛的人类学讨论区内，一位读者如是评论道。

或许，公众并非无法消化审慎的科学结论，科学事实的复杂性并不会削弱人们对自身演化历史的情感连结。当读者清晰地意识到尼安德特人既不是另一个我们、也不是低等的他者时，那种跨越数十万年、经由杂交而存续至今的基因遗产，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和富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