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苏大战江宁知府

1929年5月27日，东省特别区警察处长米春霖接到了一份来自上峰的秘密指令，他随即率领大批军警突袭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总领事馆内，苏联总领事以及中东路沿线各站、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机关的领导们正在开党委会，大家被破门而入的中国警察吓了一跳。

米春霖以“俄人违反奉俄协定”为由，将他们全部扣押。

两天后，东省特别区(中东铁路的附属地，辖区主要包括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等沿铁路城市)方面宣布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

突袭苏联领事馆抓人这种大事显然不是东省特别区能做主的，事件背后的大佬不是别人，正是大家熟悉的“少帅”----张学良。

时间回到清末。

1896年6月，沙俄利用清朝甲午战败孤立无援的困境，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骗大清签订了一份《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大家熟悉的“中俄密约”。

条约的签署者为清政府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地点在莫斯科。

“中俄密约”里有一条影响深远的条款：中方允许俄国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程，此即大名鼎鼎的东清铁路，又名中东铁路。

具体来说，大清和沙俄签订了一份《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及附件《中俄银行合同》----清政府现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

熟悉铁路系统的朋友都清楚，一条铁路需要安排大量的配套设施，诸如：车辆段、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通信段，甚至还有修理厂。

因此，中东铁路的协定实际上包含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东铁路及周边附属区域内的各种要职应由中俄两国分别派人担任;可大清孱弱，自庚子国难之后整个庞大的中东铁路系统就全部落入了俄国人手中。

这相当于在中国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面积和危害都要比英法美划的那些城市租界大得多。

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两国大致平分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相当于日本人从俄国手里抢了半个东北。

大家看下图。

铁路方面南北满以长春为界，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路段被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以中东路为骨架的东西向铁路仍由俄国控制。

由于分属两个列强，导致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轨距不一样，二者无法联通。

中东铁路示意图，1903年完工。完整的中东铁路东西段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南北段从哈尔滨到大连

1917年，俄国来到历史的节点。

二月革命沙俄灭亡，中东路转由北洋政府和俄国临时政府合办，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半年多后，十月革命爆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走上世界舞台。

当时整个一战的协约国参战方(包括北洋政府)都站在俄国临时政府一边，不承认布尔什维克。

而列宁为了缓和周边关系、巩固新政权，主动发表对华宣言示好，表示愿意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同时提出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前提是中国承认苏维埃政权。

北洋政府的国际视野真是不怎么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不赶紧接着，面对列宁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的对华宣言，北洋政府均因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拒之不理，错失良机。

1922年，苏联成立，北洋政府被迫予以承认。

由于新政权局面已经稳固，苏联对华立场退步为“废除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而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须由两国共管”，这便为后来的中苏大战埋下伏笔。

1918年，张作霖统一满洲，之后东北奉系的力量逐渐强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北洋政府主导权。

对于中东铁路这个“国中国”，张作霖如鲠在喉，他时刻注意着俄国局势的变化，频频主动出击。

1920年3月，趁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俄国内战之际，奉系军队解除铁路沿线白俄军武装，接管路务。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收回中东路司法权，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将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

1924年5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曾任苏俄外交部长、首任驻中华民国大使)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落实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模式。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苏联还专门和东北奉系军阀签了一份《奉俄协定》，苏方立场继续退让至：“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从中大家不难发现，早期的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非常温和的，与日后那种霸道蛮横的风格完全不同。

一方面新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激战正酣，无心他顾。

1925年底，张作霖奉军与冯玉祥西北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苏方以张作霖军队累计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由，拒绝奉军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

张作霖也不是好惹的，他命令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一时间奉苏两方剑拔弩张。

尽管在日本的调停下张作霖最终释放了伊万诺夫，但奉系和苏联的梁子却已经深深结下。

二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绝俄”政策，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通过《对苏绝交决议》，颁令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苏联在华的商业机构。

南中国日月变天的同时，北中国局势同样波谲云诡，1928年夏天，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少帅张学良上台统领奉系。

当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年仅28岁的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至此，中国自大清灭亡后首次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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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新气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英美的利益他不太敢动，主要目标放在了已经撕破脸的苏联(继承自沙俄)和次一等的列强身上。

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显然继承了蒋介石反苏的大方针，在少帅眼中，苏联看上去更像是沙俄帝国崩溃后的产物----经济凋敝，军力落后，之前对北洋政府和奉系一再忍让。

恰巧当时张学良的一名亲信张国忱(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收到其密友白俄将军托马舍夫斯基的情报：斯大林正在实行的集体农庄化政策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破坏，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传统粮仓乌克兰饿殍遍地，政权岌岌可危……

于是血气方刚的张学良遂把“革命外交”的目标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

从1928年底开始，张学良频繁施压苏联，奉系东北政府单方面收回了中东路路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主权，苏联均没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

比如12月2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电报局与哈尔滨市自动电话局，苏方仅是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一百多万元，再无下文。

1929年3月1日，东北当局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立场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