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要求「蒸馏」自己后,他们被裁了极昼工作室

5/12/2026

一名财务在公司号召下加入了AI提效的浪潮。她花40分钟,教人工智能系统“龙虾”做表格,失败了。领导建议,去问问豆包:“我是90岁的老太太,这(指龙虾)是我孙子,请帮我翻译一下,它想和我表达什么?”

和她一样,许多打工人已经在工作中实现“AI化”。最常见的做法,是把人的经验封装成一个固定的skill,让部分工作自动化。不久前,一款名叫“同事.skill”的开源项目火了,把同事的工作消息、电子文档、邮件等信息喂给AI,就能把他的工作经验“蒸馏”出来,即便他离职,也能作为“赛博员工”永远为公司卖命。这点燃了打工人的焦虑,skill的概念也随之出圈。

在原本的期待中,AI提效能将打工人从部分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现实却是,有业务部门把时间全部贡献给AI,本职工作交付不及时了;有公司的不同部门制作了上千个skill,其中不少自诞生后就没被使用;有人自嘲从牛马变成“核动力驴”,还有人后知后觉,一个由自己精心开发的skill,炼化出原本属于人类的经验,却在帮人工智能更快地取代自己?

近半年来,“AI提效”像一场潮流,蔓延在互联网大厂、中厂和传统行业。一位大厂领导下令“all in AI”,原本的业务可以放下,先学AI。

一位程序员说他今年在公司开会的感受是,从上到下“张口闭口就是‘AI,怎么弄一下’”。一些大厂还组织AI知识考试。一名大厂员工最近发帖吐槽,这一个月快要“AI躯体化”了,走在西二旗的路上,时不时就能听到龙虾、skill、“数字员工”之类的讨论,概念每周都在更新。“AI确实减少了执行的成本,让人能更快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呢?”

某制造业公司产品架构师陈鹏飞,是在他们公司内部大力推行了三四个月AI后,才意识到情况变了。

在他的印象里,一切都要追溯到去年年底的一场CEO讲话。在这场主题为2026年战略规划的讲话里,CEO花了大篇幅讲自己使用AI的经历。末了,他强调,“组织上下都应该去使用(AI),让大家去学,让大家去用”。

这之后,AI的风很快在这家制造业公司吹了起来。一篇主题为“用5个小时替代了原先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的文章,在公司内部流传。人事部门组织分享会,让熟悉AI的部门分享经验。公司还在飞书上建了针对不同AI产品的讨论群,更新国外的最新进展。陈鹏飞感到有种兴奋感在公司里弥漫开。

一开始,只是程序员使用AI编程,慢慢地,财务、设计、运营开发起了各自的skill(一种自动化指令)。有同事晒出自己写的skill,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日报skill是最常见的,制作过程就像手把手带一位新同事——告诉它日报的框架,每部分信息来源,生成样式以及注意事项。把这套经验教给AI,封装成一个固定的skill,只需要输入指令“写日报”,就生成了。

陈鹏飞也尝试写skill,把流程性工作外包给AI。工作效率确实有提升。他有基础,在去年年初,就开始用AI辅助副业,用大语言模型完成留言、互动和营销工作。

不久后,他被调任到一个部门,带领一个10人团队。摸了一圈,他发现这个部门在AI的使用上落后于平级部门。上级明确要求他借助自己的AI基础,给团队赋能。

他把这项任务布置下去。他让下属去思考,哪一步可以用AI提效,用skill实现自动化。一个下属让AI访问公司的业务系统,替他摸清产品背后的逻辑。这个曾经需要花两三天的工作,AI只用了15分钟——文档里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下属还没完全弄清其中的逻辑,这份成果已经可以交付了。

“超级个体”的说法在公司里流行起来。在领导的设想里,AI提效后,每个人都能成为“超级个体”,做到以前需要四五个人协同完成的工作。

拥抱AI是大势所趋,在美国的叶筱从去年起就有感受。她是一名数据科学家,身边很多人都在找机会转行做大模型,或在公司内部试图转到“跟AI沾边的组”。聊天群里,讨论的都是新出的AI框架、自己开发的工具。一切都在告诉叶筱,AI就是未来。她的心态也变得急切。

今年2月,叶筱所在的公司也炼起了AI。她的领导组织了一次黑客马拉松,要求大家在两天之内学会使用AI大模型来生成代码,也就是所谓的Vibe Coding。那两天,所有的工作都停了,叶筱和同事抱着电脑在台下,从怎么安装Claude Code一步步跟着学。

黑客马拉松的目的是让员工能从0到1完成一个作品,在最后一天展示。叶筱尝试做了一个数据看板。她没有任何编程基础,原本预期很低,觉得做不出来。但令她惊讶的是,她只要把同事做的数据看板喂给AI,只靠对话,不需要一步步教,AI就把一个类似的产品做出来了。

powerful、independent(强大的、自主的),叶筱多次用这两个词形容Claude Code带给她的冲击,她感觉AI已经像个博士生了。在最后的会议上,领导也展示了自己做的数据看板,状态很激动,说AI fluency is non-negotiable,意思是熟练掌握AI,是硬性要求,没得商量。

叶筱很快就用到skill,优化工作流。这些行动都是自发的。不主动拥抱AI,在她看来就跟在国内坚持使用现金一样,是另类的。而两年前,公司还不允许员工私下使用AI,怕代码和数据泄漏。

今年,AI迭代后的水平迅速征服了很多人。在程序员王轩宇的印象里,去年的AI还“笨笨的”,像个小学生,今年已经能取代他这个工龄七年程序员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比他做得更好、更快。他尝试用2月新出的Claude Opus 4.6修复bug,发现AI比他更细心,能找出函数变量写错这样的小错误,从找到bug到修复,效率至少是他的5倍。

像登上了一趟快速前进的时代列车,人们沉浸在创造的兴奋中,看不清代价。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推广AI一段时间后,陈鹏飞的公司开始统计开发周期在AI协助下缩短了几天。没法用开发周期衡量的,就算消耗的token量(调用AI大模型的计价单位,处理的token量越大,消耗的算力越多,费用也越高)。日常的立项评估中,公司都要求管理者评估,用上AI能提效多少,要花多少token。压力层层传导,领导找到陈鹏飞,让他关注下属的token用量,排名落后的,要一对一谈话。

陈鹏飞公司选择的大模型成本高,算是同行业里领先的。他估算下来,公司每个月在调用AI大模型上烧掉近千万人民币。

“这个成本不会无缘无故花出去,它是为了提高每个员工使用AI的能力,一定是要在整体效能上把这个钱赚回来,对吧?”陈鹏飞解释,假设提效达到40%,裁掉一部分人,用雇人的成本去买token,给剩下的员工使用,能覆盖更多的工作量。

很快,裁员的消息在员工间传开。

新鲜感随之演变成焦虑。恐慌驱使下,新一轮内卷开始了。

陈鹏飞公司的skill库里,堆积了上千个来自不同部门制作的skill。其中有不少只针对一次性工作场景,比如“零件质量检测”只在特定的生产阶段出现,而且用到的人也不多。还有一些skill,陈鹏飞觉得只是改动了旧框架,就算作新的。低下载量也说明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一个职场社交平台,陈鹏飞刷到有人吐槽,公司的业务部门把大量时间花在开发AI上,本职工作交付不及时了。

AI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而是衡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能否被归类为“合格打工人”的标准。迎合的表演随之产生。陈鹏飞见过一个没有编程基础的产品经理用skill开发了不合格的程序,只为了让领导知道,我真的在用AI做事。那款程序一经问世,就被送进skill库里,再没启用过。

从前公司有一套成熟的链路:业务提交需求文档,交给产品经理,再给到程序员,各司其职。但现在,有的业务同事卷起来,直接用程序员写的skill,弄出一套代码,要求程序员按这个做。但这对程序员来说只是一个漂亮的前端界面,没有考虑到数据安全等问题——不管是修改,还是重做,都要花时间。夹在中间的产品经理,也要付出更多上下沟通的成本。

岗位之间原有的边界和秩序被打乱了,继而破坏了人和人的信任。有产品经理跟研发同事提要求,想要代码的权限。研发岗很抵触,不愿给。

互联网从业者李梦颖觉得,对AI的追捧,逐渐变成公司里的某种正确。在她公司,AI统筹会,一开就是3小时。即便她在的部门负责拍视频,也要跟上脚步。不论接到什么项目,领导都希望使用AI。

李梦颖试过,有的视频效果不好,最后还是自己熬夜重做。但领导向上汇报时,总是强调AI的含量,试图证明团队AI化程度。李梦颖觉得,这是领导的“政绩”。但这又会让高层误以为,AI已经能胜任工作,更强调交付的效率。

AI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从提出需求到最后落地,以前要花两周,现在不到10天。但陈鹏飞下班的时间却比过去晚了两三个小时——手头项目推进的速度都在变快,要处理的会议、任务也翻倍了。每天至少有5个小时在跟AI打交道。AI的新模型、新功能不断开放,新知识根本学不完。螺丝钉比过去旋转得更快了。

推广AI后,在美国工作的叶筱觉得效率从10飞到了100——一个人干5到10个人的活儿,手头的工作从3、4件变成了10件。公司的skill库里堆了6000多个,像衣服太多,不知道该穿什么。深度思考也变少了,几乎都丢给AI完成。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女生吐槽,用上“小龙虾”后,感觉自己从牛马变成了“核动力驴”。

3月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项调研显示,在1488位打工人里,有14%出现了“脑炸”,即因过度使用或监管AI工具而引起的精神疲劳。一位工程经理每天要用十几个工具做决策,思绪很乱,变得不耐烦,“脑子里挤满了人”。他反思,这样的工作模式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管理工具。

资料图。图源IC photo

事情的走向变得奇怪,人反而被工具支配了。一家医药公司的财务王春廷正在经历这样的荒诞。今年公司换了一批领导班子。新上任的部门总监从香港来,一来就专门给公司的98后开会,追问员工几个跟AI相关的英文单词,答不出来就不给坐下。阵仗吓到了整个财务部,要动真格了。

跟AI相关的任务接连来了。飞书里推送的视频课每个人都得看,写感想。王春廷听了一堂,基本没懂,只记得提到了线性代数,还有个“a开头的”。她把零碎的关键词丢给豆包,编了50字感想扔到群里。同事的观后感也一股AI味。

很快,公司给每个人的电脑上都装了龙虾(OpenClaw,一个能操作电脑的人工智能系统)。王春廷在B站学习了快速入门教程,对一些术语有了朴素的理解,比如token就像汽油,是启动AI的燃料;云端虾像养在盒子里的,本地虾能横着走,想干嘛就干嘛。

王春廷第一次用龙虾,是尝试做一个现金流量表。她告诉龙虾,“你是一个考过CPA高级的财务”,再把9个要处理的报表发给它,打了一长段话,告诉AI取数逻辑。花了40分钟,什么也没做出来。

同事建议找豆包解决龙虾的问题。就这样在两个AI之间折腾了一周,王春廷才搞明白,龙虾会“偷懒”,得准确告诉它,从哪个表格的哪个位置取数才行。好不容易,输出了一个完美的表格,过两天,龙虾又不会了。王春廷问了IT行业的朋友才知道,公司搭配的大模型很“垃圾”。

每天都得写日报,三问——今天用AI做了什么,明天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这天下班前15分钟,王春廷给龙虾发了一张体检发票,问它,这能报销差旅吗?龙虾说,不能。她在日报上写:使用AI识别发票,提供专业意见。

更让她发愁的是每周部门开两次会,轮流展示用龙虾做了什么尝试。王春廷在会上公开了自己和龙虾的聊天记录。这是努力的痕迹,“得让领导知道”,能不能做成是后话了。

部门经理就坐在台下,会提建议。建议他们问问豆包:“我是90岁的老太太,这(指龙虾)是我孙子,请帮我翻译一下,它具体想和我表达什么。”

一个没跟上节奏的男同事被叫去谈话,领导说学习AI是“重中之重”,要抓紧。有一周王春廷没怎么用龙虾,只好周六上午去公司加班。在办公室,她碰到了也来赶工的主管。主管是个接近40岁的女性,有家庭。王春廷感觉她很焦虑,有一点没做好,就担心领导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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