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生在五四的女人，为什么被我们忘了？山河小岁月

1959年，作家苏雪林去一家书店，想买一本《庐隐自传》。

那个接待她的店员，年约十六七岁，面露不屑，说：“庐隐女士吗？她的书我们店里没有，我们是不卖这类作家的著作的。”

苏雪林说：“什么缘故？庐隐不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吗？”

店员说：“她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她的名气也不过是过去那点子浮名罢了，目前这个时代是不需要她了。”

"我们不说需要不需要，只谈作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庐隐写得很不坏。"

"管她写得怎样好，思想不前进，便一文钱也不值！庐隐的书，现在没有青年爱看，因此本店也不卖。客人倘欢喜女作家，本店丁玲作品有的是，你只管选购好了。"

那个少年店员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丁玲的著作，送到苏雪林面前。苏雪林只有强作笑容，谢谢他的好意，踏出了那间书店。

那是1959年，距离庐隐去世，不过才过去了二十五年。

到了今天，恐怕绝大多数人压根没听说过庐隐这个名字。

她曾经是“五四”最早走上街头的女学生之一，也是那一代五四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甚至恰巧出生在5月4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来到西单石驸马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希望联络女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女高师同意接待。接待的方式却很奇特：男女学生代表被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角落，中间端坐着一位女学监，负责居中传话。男学生说一句，女学监传过去；女学生回一句，女学监再传回来。

听起来荒诞吗？

这已经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学生们读着《新青年》，谈自由，谈恋爱，谈文学，谈中国的未来，可她们的学校依旧坚持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她们，理由是----“男女授受不亲”。

她们要走向新时代，却还被旧时代隔在礼堂的另一端，直到十几天之后，女学生们才走上街头，主动进入这场时代洪流。

女学生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

庐隐，就是从女高师走出来的。

今天的推送，我想说说这个被遗忘的人。

庐隐，1898年5月4日出生，1934年5月13日去世。

生死都在五月。

她本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庐隐，取的是“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

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认定她是灾星，始终不喜欢她，最后把她交给奶妈喂养。父亲甚至在她4岁的时候动过念头，要把她扔进河里。庐隐5岁那年，父亲去世，她被送到舅舅家，后来进了教会办的学校。

这是个一出生就被视为“不祥”的孩子。

那时候大家还不会知道，她后来会成为五四时期最高产的女作家之一。短短十三四年里，她写了近两百篇作品，小说、散文、书信、评论，几乎都留下了她的声音。

1919年，庐隐21岁，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那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

“五四”运动是在她入学那一年爆发的。整个知识界都在讨论女性应该得到什么：婚姻自主，教育平等，进入公共知识生活，经济独立，恋爱自由。

这些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的事，在1919年，每一条都是要争来争去的东西。不是写在报纸上就能实现，也不是被几位有名的先生们讲过一遍，女人们就真的拥有了。它们要落到一个女人的身体、生活、饭碗、家庭乃至一生的命运里，才知道到底有多重。

青年时代的庐隐（1924）

庐隐把“五四”的这些新女性口号，一条一条地活了出来。

她先爱过表哥林鸿俊。

家人不同意，她不肯退让，给母亲写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这句话很庐隐。她要自己选，选错了也认。

可是，等她在女高师读了几年书，参加五四运动，读《新青年》，接触新文学，看见更大的世界之后，她又发现，自己和林鸿俊之间已经隔出一条河：她往前走了，他还停在原地，只想叫她不要工作了，和他结婚。

于是她主动退婚。

在旧式家庭看来，这当然又是不懂事，又是不孝顺，又是不安分。可庐隐坚持，因为她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她争取婚约，是因为她当时相信那是爱情；她解除婚约，也是因为她诚实地承认，已经没有爱情了。

“五四”说婚姻自主，很多人只理解成“我要嫁给谁”。庐隐却把它理解得更彻底：我也有权不嫁给谁。

她也进入了原本根本不让女性参与的公共知识生活。

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立女性为黄英（即庐隐），前排左一为郭梦良。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都在，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参会的人里，唯一的女性，是她。

那一年，她23岁。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到那里去的。她是自己走进去的。一个从小被视为多余的女孩，终于在新文学的现场，给自己挣到了一把椅子。

后来，她爱上郭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