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与“宋四家”考中国历史评论

一、现状与争鸣

“宋四家”是今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略通文史者皆知北宋有“苏黄米蔡”几位名家。然而“蔡苏黄米”“苏黄米薛”“苏蔡黄米”及其他更多关于宋四家的版本，人们却未必尽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尽管“苏黄米蔡”说最为深入人心，且在书法史上大有文章，然而这一说法却无法涵盖宋四家的全部内涵。关于宋四家排名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蔡”字到底是指蔡襄还是蔡京，历来聚讼不已。

应该说宋四家排名问题是源头，而“蔡”姓花落谁家只是这一问题的延伸。近代以来，围绕这个问题有大量学术成果面世，从中可以大致概括出以下三类代表性观点：一、“苏黄米蔡”说（“蔡”有“蔡京”“蔡襄”之争）；二、“蔡苏黄米”说（“蔡”指“蔡襄”）；三、“苏黄米薛”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说法见诸史料，如“米苏黄蔡”“苏蔡黄米”说等。然有人却认为这些说辞属“个别之言，不足论述”。果真如此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如“米苏黄蔡”一说，便源于一则明代有关宋四家的材料：“南宫、眉山、豫章、莆阳擅声宗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而“苏蔡黄米”说则出自元人宇文公谅（1292—？）《跋蔡端明书》：“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应该讲以上两说在史料中的确不常见，也没有引起论书者的普遍关注，然却并非毫无价值。

仅就材料本身而言，结合前面的几种“主流”排名来看，笔者倒认为原本宋四家的名位便不固定——起码早期如此，否则那些“非主流”说法的出现便无法解释。再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宋四家所谓排名本来就没有后人附会的种种深层含义，仅仅是从书史发展历程和书家系年的角度出发，给出了系列当时有影响力的书家，以至于明清以来的各种“主流”“非主流”排名混淆在一起，令人炫目。这也是当今学人容易犯的通病，即为了学术不惜过度阐释，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失去本来面目。

△ 苏轼《寒食帖》（局部）

众所周知，“苏黄米蔡”说、“蔡苏黄米”说是宋四家最主流的说法，特别是前者，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成书于元明之际的小说《水浒传》里便有记载：

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

可见“苏黄米蔡”说早在元末明初便流传开来。同时，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蔡苏黄米”说至少在宋元之际也已产生，具体情况下面另作详述。这里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宋元时期便出现了“蔡苏黄米”“苏黄米蔡”“苏黄米薛”“苏蔡黄米”等多种说法并存的情况，且史料中“蔡苏黄米”说是出现较多的，这个情况不仅限于宋元时期，即便是在对宋四家排名争议颇多的明代，也有大量“蔡苏黄米”的记载。到了清代，甚至连批评宋四家的钱泳也采用了这一排序：“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但今人之所以对“苏黄米蔡”说印象最深，恐怕与明人对该说激烈的批评直接相关。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明人的质疑看似合情入理，实则夹杂了太多非理性判断，“在存有肯定‘蔡苏黄米’名位这一正确观点的同时，也逐渐对四家的名位有了误解和疑惑”。情感因素导致后人（特别是明清人）习惯于把“苏黄米”与“蔡”对立起来，由此使得问题愈发扑朔迷离。就笔者所见材料而言，结合宋代书史发展的整体状况，相比之下，蔡襄无疑能使得宋四家的书法面貌和内涵更加多样与丰满，而蔡京、蔡卞书风则与米芾趋同，故“蔡”当指蔡襄无疑。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只有“蔡苏黄米”才能顶起有宋一代大书家代表之冠冕。具体原因留待后文再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人中也不乏主此说者。清初倪涛便将“蔡苏黄米”与“初唐四大家”相媲美：“我明以邢子愿、黄辉、米仲诏、董玄宰为四大家，配唐之欧虞褚薛，宋之‘蔡苏黄米’……”可见“蔡”在宋四家中的位置并非如世俗理解的那样只是个“配角”。

到了明成化年间，吴宽在《题宋四家书》中记录了“苏黄米蔡”与“蔡苏黄米”二说并存与博弈的情形：“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刑，而谓黄米出，有欹侧狂怪之势，故世俗甲乙曰‘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朱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苏黄米’。”沈启南在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朱熹抑“苏黄米”扬“蔡”，便提出了“蔡苏黄米”的排名，这种草率的情形也成为明清人在四家排名问题上的惯常做派。当然，这则材料也反过来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宋四家在明代世俗中广为流行的版本是“苏黄米蔡”而非其他。

清人杨宾《大瓢偶笔》同样收录了这则材料，但不同的是，此书记录了杨氏对四家更为随性的排名：“宋四家书，本称‘苏黄米蔡’，朱子以黄米欹侧狂怪，世俗甲乙非是，沈启南以君谟为朱子所重，乃更为‘蔡苏黄米’，予则以为苏冠于黄米之前，亦未允当，遂于书要更定之曰‘蔡黄米苏’。”杨宾在沈启南的基础上旁生枝叶，臆测出所谓“蔡黄米苏”的说法，而做出该判断的依据，竟然是他主观地认为苏轼书法在四家中水平最次。

这显然已经偏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然却由此让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宋四家排名争论的症结，即有些人认为四家排名是技法水准的比拼，要之，则排名便沦为无解甚至是无聊的文字游戏。除了以上两种说法外，宋四家还有“苏黄米薛”一说被提及较多，考虑到该说与宋四家早期生发语境密切相关，将在下文另行展开。

△ 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二、缘起与追问

以上有关宋四家排名争鸣的情况，是以明清为轴心展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代是四家名号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得回到宋四家形成的原点，以便找出更贴近事实的真相。

较早谈及宋四家的是宋高宗赵构，他在《翰墨志》中说：

太宗皇帝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煕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趋向。

有趣的是，这里的“四家”没有蔡襄和蔡京，却出现了薛绍彭，并由此出现了“苏黄米薛”一说。此说之后也有人提及，然语境却大相径庭。如明人孙鑛在《书画跋跋》中说：“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是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孙氏以“前后辈倒置”为蔡京屈居末位抱不平，故参照唐四家有以“陆”代“薛”的做法，提出“苏黄米薛”的可行性。

问题是陆柬之也长褚遂良七岁，他排在了末位，为何蔡襄却“不甘”了呢？这从逻辑上说不通。既然唐四家也不是严格按照“年齿”排序的，而是兼顾年辈与书家影响力两个因素，所以不好因此而指摘宋四家排名“前后辈倒置”的瑕疵。问题的关键在于，《翰墨志》中“苏黄米薛”一说有把高宗一朝四位名家，混同于宋季四大家看待的风险，这也是导致宋四家排名问题争执不休的根源所在。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高宗“所举的四家，这是说在当时是比较出色的四位书法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宋四家，却是笼罩全宋书坛的四位巨擘。就这样，在他们不成为问题的蔡京、蔡襄之分，却是由其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一个问题了。”

△ 薛绍彭《大年帖》

薛绍彭一定无缘于宋四家吗？其书法如何呢？元人张雨说他“学王书而不变”，可知他在取法传统上当与蔡襄相近，趋于保守，无怪乎有研究者认为“苏黄米薛”代表不了一个时代。然这个理由又不无牵强，试问书风同样保守的蔡襄缘何便可纳入讨论范畴呢？另据《薛道祖三帖卷》载“道祖……书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时人语云：‘买褚得薛不落夹。’而道祖与米元章实齐名。故元（章）贻之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

秉性自负的米芾都对其有“米薛”“薛米”之誉，因知高宗“苏黄米薛”之说恐绝非空穴来风。注意，这里又印证了笔者早期宋四家无定名的推测。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即便高宗所言有其特定的语境，“苏黄米薛”说的出现也不失为考察宋四家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宋四家的原始出处可能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仅仅是“当时比较出色的四位书法家”，并不具有更深层的含义，而恰恰是明清人喋喋于“位次”的执念赋予了“宋四家”并不存在的内涵。这个判断是有依据的，前述赵构《翰墨志》是目前所见较早提及宋四家的史料，然其中并未出现“四家”“宋四家”等字样。另，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也是较早记录包括宋四家在内的宋代名家的史料，同样没有“四家”等相关字眼：

朝中名贤书，惟蔡莆阳、苏许公（易简）、苏东坡、黄山谷、苏子美、秦淮海、李龙眠、米南宫……皆比肩古人。莆阳典重有法度；许公无愧杨法华；东坡草圣，得意咄咄逼颜鲁公；山谷乃悬腕书，深得《兰亭》风韵……子美乃许多之孙，自有家法，……南宫本学颜，后自成一家。

赵希鹄只是将蔡襄等十位名家大体按年龄顺序罗列，并对每位书家都盛赞一番，然并未特别突出宋四家的名份和书学位置，这应当是“蔡苏黄米”说的渊源之一，然同样没有提到“宋四大家”或“宋四家”字眼。

△ 米芾《研山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