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拼命三娘”遭遇职场性侵，报警送老板入狱
2023年9月23日，在一场出差商务宴请中，时任德科智控公司老板的王某趁员工崔丽丽酒醉失去意识实施强奸。最开始，崔丽丽记忆模糊，无法确认是否遭到性侵，对方谎称是她喝酒吐了才脱她衣服。后来一些记忆开始浮现，她感到害怕、痛苦、羞耻，10月3日，崔丽丽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确认王某撒谎，崔丽丽选择报警。
2024年4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王某4年有期徒刑，赔偿3000元。但这并不是战争的终点。判决半个月后，崔丽丽被公司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在这之前，崔丽丽因为职场性侵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公司停发她的工资，把她踢出工作群和OA系统，很多同事、领导试图证明她是因为工作不称职，担心被辞退，诬陷老板，索要高额补偿费。公司的股东、投资人也试图以“大局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响”来劝崔丽丽不要把事情闹大。
被辞退的当天下午，崔丽丽前往人社局申报工伤，此前一位律师告诉她，这件事的成功率连0.5%都没有。但崔丽丽还是决定试一试，此后的八个月里，她经历了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拿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证明和伤与非伤鉴定证明（这是工伤认定程序中鉴定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是由于出差期间遭受侵害直接导致的，也就是侵害因果关系的证明），最终获得了人社局的工伤认定。这也是国内首例因职场性侵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件。
随后，崔丽丽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需支付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费用113万元。但公司提起反诉，这场劳动权益案的一审在2025年9月23日开庭，此时距离崔丽丽被性侵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出庭那天她穿上了被侵害时穿的衣服和鞋子，这是她上战场的方式，她希望自己不要恐惧，也不要羞耻。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一个女性没有咽下侮辱、决定为自己找回公道的故事，但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崔丽丽开始遭遇日益激烈的网络攻击。她记得那些评论，“不该接受视频采访嘻嘻哈哈，没有一个被强奸女子的那份悲伤。”“老王都进去了，事件也该翻篇了。这夫妻俩很高调，实在是反常。”“她居然把被性侵当成流量密码，开通直播进行带货，产品包括防狼喷雾、情绪疗愈书，把女性的尊严放在秤盘上公开叫卖。”“崔丽丽不应该在113万赔偿到了以后，又追加50万，好像她一直在图钱一样。”
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她被性侵这件事本身是否成立——你如果真的是被性侵，为什么离开他房间以后还会回去穿鞋子？你如果真的是被性侵，为什么事隔十几天之后才报警？你如果真的是醉酒不省人事，为什么你的胳膊会搂着他的脖子？你如果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会提出要2000万？你如果真的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一遍又一遍站在公众面前揭伤疤？
崔丽丽遭受网络争议
2026年2月，崔丽丽决定反击，她发布视频，针对网络上说她“仙人跳”、索要股权和钱、被侵害后在施暴者的房间洗澡、直播带货、勾结西方势力、骗取社保等六大谣言发起刑事自诉，她和丈夫第一批锁定了近50名侵权用户，收集涉及侵权的120篇博文、260个短视频提交给天津当地法院。同时他们还在收集第二批135名侵权用户的信息。
在性侵案件与劳动权益案件之后，这是崔丽丽的第三场战争，前两场战斗已让她身心俱疲，劳动权益案件至今仍在一审中，公司的反诉让她的状态一度跌入谷底。但即便如此，面对造谣者，她还是无法接受就此算了。
回望这场网暴，崔丽丽说，一个性侵受害者，无论是对着镜头笑，还是对着镜头哭，无论她是愤怒，还是脆弱，只要她决定站出来，她就会面对着整个社会系统的压力，“这跟她是什么样的方式站出来没有关系。”
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大概率死不了，但我觉得很绝望”
这场网暴是从去年9月23号跟前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一审之后开始的，每次开庭之后我情绪都很低落，很少上网，直到月底接到媒体记者的问询电话才意识到，私信炸了，全是骂我的，有的p图，有的造谣，看到那些我懵了，很委屈，大哭一场之后我打了110报警。
警察了解情况之后说，这不是普通的网暴，不只是名誉侵权，应该涉及到刑事造谣和诽谤，但我们只能给予行政警告和处分，他让我们考虑，这么大规模的网暴，拘留几个人是不是能起作用，还拿了刑法书给我们看，说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
我想不通为什么我对着镜头笑就被网暴，难道我没有笑的资格和权力吗？我是受害者就应该整天哭吗？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做，越不明白就越想去看那些评论、视频和文章。
当我看到一个律师说强奸案是个疑案，工伤认定案是个错案的时候，我很崩溃，律师明明最懂法律的正义，我反复想他为什么这么说，是为了利益？为了钱？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去招揽生意吗？那段时间我整晚整晚睡不着，平时我早中晚吃一粒对抗焦虑和失眠的药，那天晚上我吃了六粒，很快就睡过去，后来出现了幻觉，幻觉里都是那些离开我的亲人，我父亲、姥姥都来了。
再后来我先生把我摇醒了，那段时间医生嘱咐他严密观察我，他看到我床头放的药瓶子很担心，我说没事，没多吃，他啪就扇了自己的耳光。他说，你这样让我以后怎么活？你死了只有家人痛苦，那些人一秒钟就把你忘了你知道吗？你死了对得起一路帮你的人吗？这些话跟冷水一样一下子把我泼醒了。
其实我知道我大概率死不了，我也不想死，不能死，我要是死了所有努力就白费了，但是我觉得很绝望，那种绝望让你无处发泄。
他就跟我说，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彻底断网，一直到你能冷静地去看待这个事，他的决定是对的。但是他变成了我，他把我的痛苦接住了，他跑到我的安全屋（作者注：家中二楼的书房，崔丽丽一直在这里整理与诉讼相关的资料）取证。叫他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正在关键的节点上，怎么都叫不下来。所有的博文、短视频、评论区都要录屏，20多天他才弄完。他跟平台对接取证，要先起诉平台才能拿到用户信息，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崔丽丽的丈夫帮她取证的照片
我先生为了我陷进去，我非常自责，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段时间他不想说话，就像我之前一样沉默，除了接孩子这种必要的事情之外，他就是吃饭、取证，有时我半夜睡不着，看到他就在电脑前坐着。
他跟我一起遭受网暴，全都是P图骂他，让他离婚的，说他拿老婆来打窝，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还去查。我一开始真不觉得他支持我多么难得，他自己也说他做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直到我遭受网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是这样认为这个事情的。
我不止一次跟心理医生说，也许我真的应该离婚，不应该把这些都带给他。我的心理医生说我太傻了，你应该好好珍惜，想着以后怎么去回馈。我的心理医生也要给他做网暴脱敏处理，他摇摇手，我们男子汉不需要，全他自己承担了。
报警之后的一个月，我们一边跟平台取证，一边考虑到底是以名誉侵权来诉他们，还是刑事自诉。名誉侵权属于民事纠纷，如果我们胜诉可以让对方赔礼道歉，但侵权者依旧可以继续侵权。刑事自诉耗费的时间更长，光是受害者取证就要两三个月，法院立案审查和移送公安配合侦查也需要两三个月，但刑事自诉可以主张刑罚3年内有期徒刑，这比名誉侵权更有震慑力，最终我们选择了刑事自诉，我认为只有让网暴者付出代价，他才有可能不会再去网暴我们和其他人。
公安为其普法应该刑事自诉，崔丽丽拍的法条
我想到很多因为这种事丧失生命的人，被网暴自杀的女孩郑灵华，因为寻亲被网暴自杀的男孩刘学州，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这个边缘挣扎，我吞药，自残，划伤自己很多次，我想起这些很无辜的生命，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一定不能轻易地算了。
“为什么大众要求一个受害者体面？”
我们起诉的主要是两大平台的造谣和诽谤，法院年前已经移送到公安做补充侦查，已经跟天津的嫌疑人做完笔录了，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外地，因为是刑事自诉，起诉的人也比较多，所以他们会更慎重，立案需要的时间也更长，让我们耐心等待。
起诉平台以后他们会把侵权的内容下架，那些账号有的还会喊话说我投诉举报，直到知道我们是刑事自诉以后，有人给我发私信、发视频道歉求饶，但我不接受，看我不是一个软柿子，他们又开始发视频继续骂我。有的已经把账号注销了，以为注销就找不到他。
去年8月份我评论区有人造谣说我是最大最贪的女人，说你事发之后一直不报警，其实你是想要2000万和股权，你还要人家整个上市能创利润的公司。我就录视频回击这个造谣诽谤者。有两个媒体引用了这个短视频，标题是《面对网友质疑延迟报案，崔丽丽怒怼网友：事发多久报案，那是老娘的权利，老娘要的是2000万加法办》。后来很多人就网暴我说我骂网友，跟网友自称老娘，但我是针对那个造谣诽谤者。
我说从一开始就没想要私了，在检察院阶段，对方提出给200万要我的谅解，但没有任何歉意和悔意，我没同意。后来，对方又找到我的律师继续求我谅解，要我出个数字，我没想过谅解，所以随口说了2000万，律师说这个没有计算依据，我就算我的工资和公司原始股的损失，让我的律师报给了对方律师1200万，但后来求谅解的事不了了之，我也不记得1200万这一段了，在采访里说的都是2000万。很多人觉得你要这些，你就是很贪，但请问哪条法律规定：在公检法程序中只能加害者求谅解，我们受害者却不能提条件？再说了，我受到的伤害、我17年的职业生涯被摧毁，这些是不可估量的，更是不可逆转的。大家好像不容许一个受害者表现出愤怒，可能有人看我的视频感受到攻击性，但其实我是在表达对不公遭遇的巨大的愤怒。
也有人觉得我不该打官司跟公司要工伤赔偿，他们意识不到这件事对我的人生信念、职业生涯的毁灭是致命的。对我来说这不是钱，我要的是真相和正义，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我在上一家公司连续六年被选为中高层里唯一一个最佳管理者，而我到了这个公司才工作一年两个月，遭受这么大的伤害，还强制开除我，给我扣上旷工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我能容忍吗？
钱当然很重要，这几年打官司我没有工作，我先生的事业基本也停摆了，陪我一周去好几次医院、法院，无休止地投入，但是你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争取这一两百万赔偿吗？那我直接去挣钱不就得了。我如果要钱，他为了求谅解要给我200万又或是北京一套房的时候，我又为什么不要呢？我为什么后面还要苦哈哈地花八个月时间去认定全国首例精神工伤？我还要后面被公司反诉，又打工伤案子，还要继续打这个工伤待遇案子，又折腾这一年，这又是为什么呢？人活着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要活一口气？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澄清，一直到今天为止公司只赔付了2万多。
还有人造谣说我每周三晚上固定几点钟直播卖维权课，因为我是做销售出身的，我一听他们说我为了带货博流量，我心脏就疼。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你们这样造谣我，我没有那样做，我还很痛苦，那我不是傻子吗？
之前有记者问我，在镜头和文字里感受到我是很坚强的女斗士，难道你就没有脆弱的时候吗？怎么能没有脆弱呢？怎么能不觉得难呢？只不过你觉得你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哭泣、脆弱好像不合时宜，你强迫自己不要觉得自己很惨。有网友跟我说，你看那些人多可怜都在哭，你怎么不哭？我需要去跟别人讲我有多惨吗，一个打拼了17年的职业女性，为了寻求真相和正义，什么都没了，以前她那么热爱工作，现在她却成了为自己告状的人。这必须得哭着讲吗？
一个受害者无论是什么表情，什么姿态，都应该被尊重，有时候她的情绪是麻木的，有时候是崩溃的、歇斯底里的，总之她不会那么优雅和体面。为什么那些网暴者要求一个受害者体面？这很不公平。
我明明抗争的是权力、是不公、是职场霸凌。难道大家不应该一致去对抗施暴者、加害者，为什么没有人去审视他呢？这场网暴就完全把加害者跟他的企业都掩盖了。
“你骄傲什么呢”
心理医生建议我回归现实，在生活里去重建自己，网络毕竟是虚拟的。网上那种丑陋，在现实里我一点没遇到，这一路上我的家人、心理医生、社会各个有关部门都对我有很多支撑，没一个人怪我，所以我才能挺了一关又一关，要不然早倒下了，我原来不想跟人说难，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条路太难了。
年前我的主治大夫把我抗抑郁的药停了，但还得吃抗躯体化焦虑和睡眠障碍的药。昨天我特别想发一个短视频，恭喜这位女士，抗抑郁药停了四周，还没有反弹。
但是我一想，可能我高兴太早，春天容易反复，很多人说PTSD的治愈率不高，别看现在好了，可能过三五年又不行了。但不怕，来吧，都不怕，最糟糕的时候都挺过来了。我以前抑郁的时候，床都下不了，最长一次是23天。
去年我的工伤认定下来之后，我做了三次脱敏治疗，最后那次治疗之后我感觉我彻底好了，躯体化症状没了，也不做噩梦了，但是很快公司不服这个工伤认定，反诉人社局和我。我一下子就低落了，前面的治疗前功尽弃，所有的怨恨、躯体化症状又全回来了。
我总体来说是比较坚强的，我选择自己去认定工伤、诉讼、实名发声，其实我那时候病得很严重，但这一路的选择我不后悔，因为我的性格就是不允许我忍了、算了、当作没发生，不允许的。但你架不住这样一次又一次，你打赢了官司，人家依然不认怎么办？人家依然还可以继续造谣怎么办？
2024年法院判定他强奸罪成立以后，有行业前辈从外地来天津请我去工作，说实话我非常心动，人家也说了，你可以带孩子去，换个环境不是挺好的吗？我先生也想以后全家就不在天津了。
我思考很久最后拒绝了。那个时候公司刚开除我一个多月，我情绪很崩溃，感觉自己陷在泥潭里，我在我们的行业是开疆拓土的人才，公司非常需要你去打市场，但是自己都救不活自己，你有什么资格去帮人家拯救市场？我先生当时很不理解，他没有意识到我受伤那么严重。
崔丽丽在第二家公司获得最佳管理者奖
你不太允许这个事情结束，虽然他被判刑，但是他的公司说你旷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后来又派人骗我的病历，我工伤认定成功后企业又反诉人社局，劳动仲裁胜诉后继续反诉至一审，一直拉扯到现在，他们做假证说事发那晚的商务宴请是私人饭局，想以此推翻工伤认定，他们还捏造了很多事情，这让我处在极度的愤怒中，还有很深的无力感，这些事都让我情绪和躯体化病情更加糟糕，被医院诊断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很长时间我连出事以前的照片都不敢看，媒体老师问我要，我都说没有，其实我是撒谎，我一看那些照片就心脏疼。我会笑我自己，你在劲儿劲儿什么呢？你骄傲什么呢？
笑完了我就觉得我好可怜，我就会想那个时候的我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吗？一定不知道，你会觉得追求所谓的事业太不值了，但我以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个行业越到高位男性越多，女性就是要更努力的，我有干劲，啃的都是硬骨头，同行叫我拼命三娘，年轻的时候你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发展自己、帮助公司。
以前我很单纯，公司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报警以后，他们就把我踢出办公系统，但是我还有微信，但我从没在微信群里说过我遭遇了什么，下属和客户问我怎么了，我都是说我生病休假了，帮公司打圆场。
一直到新京报第一次实名报道我的事情，我的直属领导跟媒体说，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安防行业，我们有很多关系在杭州，所以才能判刑，对方造这种谣，我很愤怒。所以这之后我把公司的中高层和客户拉了一个群，告诉他们我消失的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是24年8月份，距离我被侵害马上就一年了，你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但公司始终是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全都是污名化，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羞辱。他们说我工作能力不行，所以想要勾引老板，但我有被公司表扬的证据，我每个月工作26天，22天都在全国各地帮公司跑市场，被侵害之后，我依然坚持完成了跟客户的重要汇报，才回到天津跟我家人处理这件事。
我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后来在《方圆》杂志（作者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法治新闻期刊）上说，“被害人在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后，第一时间考虑到的还是维护公司利益，在结束出差后才试图寻求解决办法。然而，她却遭到了领导的强硬拒绝，这使她感到无助，最终选择了报案。一名女性，为何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老板送进监狱？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
“我现在不觉得我丢人”
事情发生后的那一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噩梦和自责里过的。首先你都快40岁了，让你喝酒你就喝，而且你还喝醉了，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我会有很强烈的羞耻感，你觉得丢人，你会一直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是不是我哪里招惹到他了才导致他这样去对我。
但我这一路上遇到很多人，他们有良知有正义感，帮我去改变这些想法。我在安定医院第一次做PTSD的专家会诊时，整个过程我都低着头哭泣，不敢看人，走的时候一个专家叫住我，崔丽丽，你抬起头看着我。我眼里全是泪，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他说，你告诉我那个人判刑了没有？我说判了。他问判了几年？我说四年。他说，所以你有错吗？你没有错。钉在耻辱柱上的是他，不是你，你要好好地接受治疗，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走出安定医院。
我的主治大夫和心理咨询师从来不觉得我是个麻烦，在我躯体化非常严重的时候，我见她们都浑身哆嗦，我的主治大夫跟我说，崔丽丽你是一个普通女性吗？你不是，我知道你在职场打拼了17年，你现在就要勇敢直面人性的险恶，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出来，否则你会窝囊一辈子。她们没有说算了，你让律师替你去，她们知道我不是退缩的人。
在我认定工伤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路上，遇到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在专业上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在我认定工伤时需要做“伤与非伤鉴定”确认伤害与工作的因果关系，工作人员会耐心地告诉我：《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是保护劳动者，精神工伤的认定需要审慎，希望我能理解。在我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时，鉴定专家鼓励我说：继续坚持治疗，终有一天能走出创伤。
就是靠着这些人我才能一点点地纠正我的认知，我现在不觉得我丢人，为什么我丢人？因为我被欺负了，因为我四十多岁了，因为我长得很丑，所以我就应该没有尊严，被他们这样践踏吗？
有的人甚至会说老板那么多钱，什么样的没见过。性侵跟你是谁、多少岁有关系吗？这是一种权力压迫，你年纪摆在这，他觉得这样欺负你了，你这个年龄很尴尬，你就应该忍气吞声。
我前面说的检察官也给我很多力量，我是看到他在媒体上的发声才决定要实名发声，在这之前我是一蹶不振的状态。我的喉咙就像堵着什么一样，有时候像扎了碎玻璃一样疼，有时候是呼噜呼噜说不出话，我的心脏刺痛，太阳穴紧的就像戴了紧箍咒一样，鼻子是麻的，这些都是情绪导致的躯体反应。
2024年我决定露脸发声之后，最开始我的病情加重了，尤其是鼻腔的肿胀、麻木和心脏的刺痛，因为每讲述一次，自己会疼一次，也被伤害，但你也得到善意和支持，我的创伤被看见、被听见了，好像有无数的人来托举我，很多人知道了崔丽丽的故事，你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正义的力量，这些让你重建对人的信任。
在我出事快一年的时候，我妈非要来天津住一段时间，原来让她来她都不来，那时候我病得很严重，情绪崩溃，有一天就瞒不住了。她跟我讲，你要相信正义，咱们是正义的一方。她现在总是说，你需要钱，你就找妈要，妈妈有养老钱。我母亲总是喜欢说，停止抱怨，开始行动。
我妈妈是很坚韧的女性，第一任丈夫去世时，婆婆想要孩子，让她净身出户，她跟婆家打官司争孩子的抚养权。我爸爸就帮她打官司，我爸爸曾为了给他爸爸平反打了12年官司。以前这些事情他们不说的，妈妈是为了鼓励我才说的。我看我爸爸手写的十几页诉状，哭得稀里哗啦的，很感动。
我其实不想说这些，网暴者扒过这些事情，说我家人就是告状告状，网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应该保护好我的家人，不想再让她们受到影响。
但我知道这些是很宝贵的事情。这两年我很想念我的父亲，他在世时给了我很多力量和鼓励，但他去世时我没能陪他，我很久不能释怀，直到后来我发现我身上流淌着他的精神，我原谅了自己，他并没有真正离开。
春节前后，我先生说我有一点小自私，他不敢使劲说，他说你总是想自己那点事，其它的你好像永远看不见，不知道你是看不见还是你装看不见。其实就是我困在里面了，你的脑子里只有这点事儿，连你身边的人你都关注不到。出事之后，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怎么还不出去工作。
直到这段时间我才能看到家人年纪越来越大了，老人70了还要承受这些，我老公这两年老了好多，他原来那么精神抖擞的一个人，以前我没有余力考虑这些，我想应该早点走出来，不应该陷在里面。
打官司拉扯的时间很长，会让我很焦虑，很痛苦，劳动权益案已经一年多了，还停在一审，我比谁都想快点结束，但是你控制不了。昨天我先生就开导我说，甭管咱们的案子走到哪一天，你永远记住，老公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捂着脸哭，快别说了，受不了，我宁愿他骂我两句。
崔丽丽的丈夫带她出门散心
我现在不敢看我以前的视频，我看到我以前的样子，我觉得好恐怖，你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痛苦。但以前痛苦我也要看，一边锻炼一边听我的视频来激励我自己：战争还没有结束，路还有很远。但我现在不看了，我的心理医生说我学会心疼自己了，痛苦了那就先歇一歇，缓一缓，再继续去做事情。我以前都感觉不到被子的温暖。最近北方停暖气了，我却开始感觉到温暖了。我跟心理医生讲这个细节，他说这说明我越来越好了。
有很多人遭受这些事情，连亲人都不支持，让她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不要跟别人讲，你只要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痛。但其实不是的，你不讲，痛的始终是你自己，所以我蛮想呼吁那些姐妹跟最亲近信任的人讲出来，但现实很残酷，总有很多声音告诉你不要讲。
很多姐妹跟我求助，你就发现这类事情的规律，他们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的思路都是向女性泼脏水，倒打一耙说你勾引他。因为事情发生在密闭空间很难说清楚，这也让很多受害者不敢声张。
我决定公开发声的时候，我就想过我会遭受网暴，但是我从没想过会像去年那么严重，我不知道推动这场系统化网暴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但我看伊藤诗织和香奈儿·米勒（斯坦福大学强奸案受害者），发现无论你是谁，你在哪个国家，只要一个性侵受害者选择公开发声，其实就意味着你对抗的不只是那个施暴者，还有整个社会系统的压力。
那些网暴我的人说我面目狰狞，也许另一个人面目不狰狞，她哭哭泣泣的，她很脆弱，她也许依然会遭受网暴，因为她选择了站出来哭泣，这跟她是什么样的方式站出来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