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人物这么有魅力？文史宴

很多人 —— 包括日本人 —— 在帝国史中对三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三国时代的人、事虽然没有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里描写得那么戏剧化，但确实在帝国史上是比较出色的，对比秦制晚期的晚儒社会，可以说是熠熠生辉。我过去讲过秦制晚期社会的第一流人物，像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今天就用这个角度切入。王、顾、黄在晚儒里凤毛麟角，但在中古时代其实是很常见的。

使得王、顾、黄区分于晚儒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是纸上谈兵的人，也是有强大的实践能力的人，一般都是少时任侠，中年有能力组织义兵。

但是如果我们看汉末三国的历史，这种以晚儒标准看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就很常见了。

如在三国文学中一般被描写为负面形象的袁绍、袁术：

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魏书六》）裴注引《英雄记》云：（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按，指即使有人请他去做官，也不愿意去。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 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魏书六》）

袁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东汉儒学世家，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说：“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例如汝南袁氏…… 汝南袁氏自袁良以来，世传《孟氏易》，为东汉的名族。” 当时的儒生就是这样子的。汉末儒生首领陈蕃，试图和当时的外戚窦家合作，打倒当时操纵朝廷的宦官集团，但被宦官发觉抢先下手，于是他直接带学生、部属拔刀进宫门了：

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黄宗羲一生最出名的事，不是他很能写文章，而是他年轻时为父复仇。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集团的一个领袖，后来被阉党所害。朱由检上台后，阉党没落，黄宗羲于是身怀利器进京复仇，在审讯几个参与直接谋害他父亲的阉党头目的时候，作为证人出席的他试图亲手刺杀那几个人。这件事在当时可以说是给了晚明社会一点小小的儒家震撼，朱由检感动地称黄宗羲为 “忠臣孤子”，觉得实在罕见，堪称是儒家社会的模范：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以劾魏阉死诏狱。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审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

但如果我们再去看汉末、三国时代的情况，就会发现黄宗羲的行为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父兄、主公、朋友伸冤复仇就是东汉儒生的常规操作。而且放到那个时代，黄宗羲的行为其实还算不上什么，因为第一，他其实并没有行刺成功；第二，他的复仇，多少还是借着帝国打击阉党的政治意图的。而东汉的复仇，往往是无视帝国政治进行的，帝国官僚甚至往往因为同情复仇者而拒绝执行帝国法令。比如汉末酒泉烈女庞娥亲，她的故事记录于《三国志》魏书十八和皇甫谧《列女传》，比黄宗羲复父仇的事迹耀眼得多：

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娥亲有男弟三人，皆欲报仇，寿深以为备。会遭灾疫，三人皆死。寿闻大喜，请会宗族，共相庆贺，云：“赵氏强壮已尽，唯有女弱，何足复忧！” 防备懈弛。娥亲子淯出行，闻寿此言，还以启娥亲。娥亲既素有报仇之心，及闻寿言，感激愈深，怆然陨涕曰：“李寿，汝莫喜也，终不活汝！戴履天地，为吾门户，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亲不手刃杀汝，而自侥幸邪？” 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

比邻有徐氏妇，忧娥亲不能制，恐逆见中害，每谏止之，曰：“李寿，男子也，凶恶有素，加今备卫在身。赵虽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敌。邂逅不制，则为重受祸于寿，绝灭门户，痛辱不轻也。愿详举动，为门户之计。” 娥亲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娥亲视息世间，活复何求！今虽三弟早死，门户泯绝，而娥亲犹在，岂可假手于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则李寿不可得杀；论我之心，寿必为我所杀明矣。” 夜数磨砺所持刀讫，扼腕切齿，悲涕长叹，家人及邻里咸共笑之。娥亲谓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杀寿故也。要当以寿颈血污此刀刃，令汝辈见之。” 遂弃家事，乘鹿车伺寿。

庞娥亲（或称庞娥、赵娥），真正的汉末大女主

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桩其喉，反复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

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皇甫谧《列女传》）

七女为父报仇图，东汉殡葬艺术中常见的主题纹饰

庞娥作为女性复仇的行动在东汉是比较少见的，儒家传统上复仇是男性的责任，但是这个例子中所显示的，地方社会和地方官员对复仇行为的肯定和帝国律令的无视，是东汉常见的事情。这和晚期帝国自卫行为都不太被允许的严苛统治很不相同。很多帝国晚期史家也注意到，东汉社会呈现出和晚期帝国社会很不相同的特点。当时的人更重气节，更有行动能力，也更对帝国朝廷有独立的意识。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发现 “东汉尚名节”，具体表现为忠于主君、朋友，勇敢复仇，并且轻视官位，“（东汉）擅去官者无禁”。所谓 “擅去官者无禁”，描述的是当时的士人发觉帝国意志和自己的原则不符，往往弃官而走的现象。这种现象和秦制晚期那种读书人拼命科举，挤破头去吃皇粮的现象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简单的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有社会结构的原因。范晔、赵翼解释东汉儒士任侠、重气节的原因的时候，认为这种现象和当时社会去先秦未远，贵族、豪杰传统遗风尚在有关。赵翼还敏锐地指出，这和当时东汉帝国选官制度是察举制有很大的关系：

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

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茍难，遂成风俗。（赵翼《廿二史札记》）

及汉祖杖剑，武夫绗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

察举制的特征是，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士族负责推选当地人才。这和秦制晚期的科举制有重大差别，因为科举制意味着选官的权力和标准完全由朝廷控制，而察举制下地方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点类似今天欧美的地方选举，这就很容易形成地方利益共同体，当地士族会抱团取暖，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和舆论（清议）。

东汉士人的人格和行为模式相比宋明文人要高贵和自由，基本就源于此。

为什么 “（东汉）擅去官者无禁”？因为他们在乡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不会因为不给帝国打工饿死。为什么 “东汉（士人）尚名节”，甚至往往冒着违背帝国律令的风险？因为帝国律令不是评价他们的唯一尺度，他们相信他们的乡土父老会公正地评价他们。

所以东汉帝国呈现出一种半截秦制的状态，就是说，帝国上层是高度秦制化的，搞的是典型的秦制帝国的皇权至上、宫廷斗争那一套。但地方社会却因为长期的休养生息和自由演变，培养出了东亚大陆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共同体。从一般读史者的角度讲，这是汉末、三国史相对宋末、明末多一些光彩的源泉。从治史者的角度讲，这种历史用陈寅恪所说的政治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后面我们会多次看到，这种政治集团是真的坚固的，而秦制晚期社会，例如宋、明、清代的所谓（汉人的）政治集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用政治集团的观点很多现象就不能解释了。

汉末 —— 也就是著名的桓、灵时代 —— 的宫廷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斗争。宦官集团是寒门小人依附皇权所形成的。东汉宫廷斗争的一个传统是，皇权试图借重宦官集团的力量，压制往往有强大宗族背景的外戚，以确保皇权的稳固。东汉后期皇权在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基本站在宦官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汉灵帝会叫宦官张让为爸爸；在十常侍之乱中，作为皇权的实际执掌者的何太后明明是外戚何进的妹妹，却仍然在宦官和何进的斗争中，偏袒宦官一方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