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过后，耻谈人性最爱历史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62岁的道光皇帝听到国库的账面数额后，极为罕见地露出了喜悦之色。

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署，这一年，清政府对洋人的赔款陆续进入正轨。根据战后约定，清政府需要向发起侵略的英国支付2100万西班牙银元的赔款。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大清白银1470万两。

鸦片战争前，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基本维持在4000万两上下。而在签署《南京条约》的1842年，清朝国库岁入仍在4200万两上下，鸦片战争赔款也就相当于清朝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加上战胜的英国人允许清政府分四年偿还这笔巨款，在支付完当年的战争赔款及各项地方建设款项后，道光二十三年初，大清国库的账面上还盈余了1000多万两。这笔钱虽然不及从前的乾隆盛世丰厚，但安安稳稳地过个年绝对足够了。

因此，这年的春节，一向节俭的道光帝破例在“四菜一汤”的基础上，添加了一道“燕窝福在眼前金银鸭子”。

然而，事实证明，道光帝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春节刚过，他就接到了定郡王载诠和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的联名上书，称国库盈余千万两皆是下面官员粉饰太平之语，实际状况是国库亏空已久，战争赔款无法按时交付，要另想法子与列强周旋。

道光帝异常愤怒，差点骂娘。他即刻指示刑部尚书惟勤进行核查，结果得到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数字：国库亏空逾925万两!

一时间，道光帝陷入了懊恼与自责中，而一起严查“国之硕鼠”的大案随之拉开帷幕。

▲《道光帝行乐图》局部。图源：网络

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在京城开钱庄的张亨智打算给儿子张利鸿买个官当当。“捐纳”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事情坏就坏在，张亨智有个弟弟张诚保在户部银库当库丁。

所谓“库丁”，就是银库保安。不过，在清朝，户部银库的保安可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为了保护国家资金安全，守国库必须是信得过的人，所以要成为户部的库丁，第一步得先拥有“旗籍”。

此外，户部对库丁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库丁每次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光身上衣物，一身赤裸接受检查，随后从检查官面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直到工作完成，再光溜溜地从库中出来，接受再次检查。按照规定，只要入过库，出来时无论是否患有工伤，库丁都必须平伸两臂，两腿微蹲，抬臂拍手，再跨过齐腰高的“板凳”，跨越时再张嘴学鹅叫。一套动作下来，库丁们有无私自藏银，一目了然。

听闻哥哥有意让侄子弃商入仕，张诚保蛮开心的。他希望未来可以借助侄子的官威，让自己在户部银库吆五喝六，拔高身份。于是，他自告奋勇地找到张亨智，告诉哥哥只要安排好人送钱，其余的由他操办，绝无问题。

上面有人好办事，但，张亨智的财力在京城里显然排不上号。官府对于“捐纳”明码实价，张亨智发现自己即使倾家荡产，也只能拿出一万两白银。这个价格，只够为张利鸿捐个穷乡僻壤的“知州”，想要靠近京畿，连门儿都没有。

按照清中后期的银价，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200元。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个地位略高于知县的“散州知州”到底值不值，张亨智也得盘算盘算。可自古以来“士农工商”排序，商为最末。要想改变家族命运，捐官显然是最便捷的选择。再说，知州好歹是从五品文职，也算一方父母官。即使这次“捐纳”的投资回报率极低，但若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只要张利鸿成功叙任，整个家族的名利双收是可以预期的。

于是，张亨智叫来亲家周二，亲手交给他一万一千余两捐纳银子，要他务必在十一月初二这一天，将钱全数送到户部银库，交给自己的弟弟张诚保。

周二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到了约定日子，他一早就来到了户部银库。但户部银库前排着队想捐纳做官的富商一抓一大把，周二直到傍晚时分，才终于见到了在银库门口等候多时的张诚保。

见到周二守约前来，张诚保立即吩咐他和帮手张五一起，先将这一万余两白银分装进户部专用的存钱麻袋中。之后，在张诚保的打点下，周二等人又插队到银库门前过秤，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耽误。

可是，到了银子上秤、验色阶段，张诚保不知是疏忽还是故意，将第二袋报成了第三袋。本来这种口误之事，在场监督的官员只需提醒一嘴，误会便能即刻解除。但，直到张诚保报完最后一袋，在场官员都没有插过一句嘴。

或许是看准了这些户部大人的“尸位素餐”，鬼迷心窍的张诚保意识到自己报错数后，将错就错继续虚报白银袋数，实际上却将该交的钱一袋袋还给了周二。

如此，按照当时户部麻袋存银每袋一千两的规格，张诚保实际只交付户部七袋散装白银，合7000两。剩余的4000两，则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户部银库的监督官员玩忽职守，与张诚保一起负责给富商做银子过秤工作的其他库丁们却不傻。他们之所以愿意一直待在闷热潮湿的户部库房内充当一个毫无品级和地位可言的库丁，无非是看中这份工作本身的价值。

清朝库房管理制度规定，户部每月应开库9到14次，每次入库工作的库丁约为40人。除了承担户部日常的银两搬运工作外，清朝中后期库丁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辅助户部捐纳房收齐和管理全国捐输事例，这其中便包括富商们用来买官的巨款。

按照一般的操作流程，富商的捐纳在银子入库前，还需要掏出部分钱财打点协助银子入库的库丁。这笔钱财一般不会太多，但若有富商不愿给，则明显破坏了库丁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眼下，张诚保、周二等人直接将4000两巨款私吞，一旁同样做着散银入库工作的其他库丁自然眼红不已。见周二离开了银库，一部分库丁就私自离开工作岗位，悄悄尾随周二等人来到其住处，向其讨要赏银。但双方交流无果，库丁们不满周二不按潜规则办事，遂哄抢了他手中的部分银子。

周二最后只能拿着剩下的3700两回去跟张亨智交差。这笔“捐纳”银子竟然还有三千多两回到自己手中，张亨智却也心满意足。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边，周二拿着一大笔“捐纳”银子回到张家交差;那边，与张氏合伙开钱庄的几个富商就收到了消息。他们与张亨智一样，也有捐纳买官、改变命运的想法。于是，这几个富商要张亨智“如法炮制”，帮他们运作。可张亨智不想拖累兄弟，始终守口如瓶。见状，几个富商又提出要平分他手中的银两，作为“封口费”。但，张亨智做人吝啬至极，直接将这几个人赶出钱庄，并扬言要与他们恩断义绝。

这下好了，求官无门又分不到好处的几人，憋着一肚子气，直接将此事捅到了顺天府衙门：户部银库库丁张诚保串通其兄张亨智，亏空国库银两。

北京城内无秘密，张诚保亏空户部银两之事一经爆出，就引起了载诠、潘世恩、祁寯藻等清流党大臣的注意。他们平日里专爱“讽谏时政”，勇于言事，张亨智及其弟张诚保上下其手之事，也由此“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收到载诠等人的奏报后，道光帝起初并未特别留心此事。

毕竟，户部银库自成立以来，亏空之事时有发生。远的不说，仅道光一朝，从道光九年(1829)到道光十二年(1832)，银库就接连爆出户部库丁书吏吞帑过贿、户部库丁戴云峰舞弊、户部银库围墙外库丁跨沟建房等重大亏空案件。

这些案件均指向成立近两百年的户部银库管理漏洞百出。但对依赖紫禁城内库及内务府银库过日子的道光帝而言，直接影响并不大。要不是这一次张诚保伙同其兄张亨智亏空国库正好撞上了《南京条约》的赔款周期，户部没钱赔，这个“小案子”也不会演变成惊天大案。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场景。图源：网络

而引爆此案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民间“捐纳”已经成为彼时清朝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经济史学家汤象龙研究，道光一朝三十年，仅各省捐监就合计3380余万两，平均每年100余万两，以江苏、广东、江西、浙江捐款最多。要知道，在清朝的“捐纳”活动中，捐监还不算卖官鬻爵，他们买的只是一个国子监生的身份，相当于买了科举考试的“入场券”。

但这样的活动，自朝廷开放之日起，各地富商、大地主就乐此不疲。捐监的额度已经这么大，捐官的数目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清朝的捐纳收入究竟有多少，至今学界也无法估算出这个天文数字。

“捐纳”做官的弊端，道光帝是知道的。他曾公开表态称：“捐班（指捐纳做官者）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指科举做官者）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

话虽如此，但在面对巨额的战争赔款和频繁的天灾人祸时，他还是默认了这种民间资本自愿充公的交易模式。户部为此特设了“捐纳房”，用于管理和存放各省捐纳银两，为王朝运作储备足够的粮食与弹药。

▲道光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根据清代各朝户部银库的统计，捐纳房自成立之日起，进账银数就有增无减。从雍正二年(1724)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20年间，捐纳房收入的银两共计约1.82亿两，相当于道光朝六年田赋的总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亨智、张诚保兄弟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道光帝责成定郡王载诠与刑部尚书惟勤共同督办此案。

事关重大，载诠、惟勤等人立即带着刑部官员坐镇户部，指导同僚清点国库。粗略一算，才发现银库实际存银仅有290余万两，与先前户部报给朝廷的年度结余相差逾925万两，盈余的亏空占比接近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