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chufang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 我们都是"六六届"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六○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该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了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１９６６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
有些省份１９６６ 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１９６８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分配我们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１９６７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１９６８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得意的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的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
虽然直到１９７０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类似此前共青团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我们不仅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８３４１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
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 7．２４接见与7．２７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１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２〕由于毛泽东在"7．２８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７月２４日深夜至２５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
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
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３〕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１，"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２，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３，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２４接见在7．２７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7．２７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４〕。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２７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这件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事。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
么个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５〕尽管其实毛泽东在7．２８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２８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的一清二楚。首先，7．２８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６〕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２４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６８年７月１６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谨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７月１７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７〕而根据7．２４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１８、１９日开的，与武传斌４０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８〕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指为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7．２４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９〕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１０〕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１１〕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４０ 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１２〕
４０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１９６８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１９６８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１９６７年３月曾与偏向"老保"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４月１８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１３〕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１９６８年２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１９６８年３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的结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
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１９６６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