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徐志摩将苏联斥为“血污乌托邦”?腾讯新闻
提起徐志摩,没人会陌生。
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让他成为了浪漫诗人的代名词;而个人生活的过度“丰富多彩”,也坐实了“民国渣男”的称号。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以温柔浪漫着称的文人,也曾有过锋利如刀的一面。
1925年,他远赴苏联,亲眼见证了那个被当时中国知识界奉为“理想圣地”的国度后,竟给出了尖锐到刺耳的评价。
他怒斥苏联是“血污的乌托邦”,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血海论”,甚至不惜与左翼文人笔战到底,逆时代潮流,坚守自己的判断。
那么问题来了,他眼中的苏联,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
为何徐志摩会远赴苏联“朝圣”?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片混沌的乱世。
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能终结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淡局面。所以,整个知识界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救国迷茫----我们该走哪条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就在这时,完成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以“新型理想国度”的形象横空出世。它对外极力展现自身制度优势,宣称建立了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瞬间吸引了无数渴望寻找救国良方的中国文人。
一场“苏化”浪潮,迅速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彼时,瞿秋白便是亲苏派的核心代表之一。
为了追寻真理,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以及外交官职务,不顾亲友的一致反对,于1920年9月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
即便身患重病、生活困苦,他也坚持在苏俄考察了两年多,并先后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热情宣传苏俄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将其奉为“中国的唯一希望”。
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徐志摩也对苏俄满怀憧憬。
受费边主义的影响,他曾盛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更为人类立下了勇敢尝试的榜样”,甚至在列宁逝世后撰文悼念,将苏俄的红旗视为“人类新纪元的象征”。
1925年3月,徐志摩赴欧洲游历,特意将苏联作为第一站。不过话说回来,他对苏联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他认可苏联打破旧世界枷锁的勇气,同情其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甚至在书信中向胡适提及,希望其能成为中国“破局的希望”。
但另一方面,他的两位老师罗素与韦尔斯的论述,也令他感到困惑和不解。
1920年,罗素赴苏联考察归来后,撰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明确批判苏联以残酷手段追求理想,认为“革命不能以牺牲人性为代价”。
同年,韦尔斯抵达苏联后,亲眼目睹苏联当局接待外国名人的套路----提前安排学生背诵自己的著作,私下探访却发现真相截然相反。
这些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徐志摩的判断,也让他的“朝圣之行”多了一份理性审视。
一排左起: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二排左起:辜鸿铭、泰戈尔,三排右为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莫斯科三日,彻底击碎幻想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
“苏俄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是,“俄国人的生活真苦!”
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尤其是眼前的事实,彻底击碎了他所有的玫瑰色幻想。
他在《欧游漫录》中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都与苏联对外宣传的所谓“理想国度”有着显著差距。判若两人。
最先直击人心的,是民生的极度困苦。
在赤塔车站,徐志摩看到“昏暗如地狱,气味刺鼻”,衣衫褴褛的孩童在寒风中乞讨、冻得瑟瑟发抖,成年民众们个个眼神晦暗;路过餐馆时,“他们总会下意识紧盯食客的食物,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只有挥之不去的疲惫与麻木”。
他在文中感慨:“悲悯心禁止我尽情描写这里的惨状,每一个眼神里,都是被生活压垮的绝望”。
老照片中的赤塔
抵达莫斯科后,这里依然充斥着贫穷和萧条。
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
他感慨,“俄国人曾经拥有的贵族气质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他站在莫斯科的街头,觉得自己“很窘”----倒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这里,“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上世纪20年代初的莫斯科
令这位文人痛心疾首的,还有文化的彻底凋敝。
出发前,徐志摩曾对“托尔斯泰著作被禁”的传闻心存疑虑。因此在抵达莫斯科后,他特意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对方的回答让他彻底心寒:
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连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当被问及原因时,托尔斯泰的女儿只是无奈地表示:“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还发现,苏联的大学教授衣衫破旧、居所简陋,与特权公职人员的奢靡生活,更是形成刺眼对比:
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拜访的一位教授)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
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上世纪20年代初的莫斯科
当然,最让徐志摩无法接受的,是自由的缺失与刻意的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