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运动员，被拦在奥运赛场外朱若晚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日前宣布：从下届奥运会起，女子项目参赛者必须接受一次性基因检测。这意味着，此前被采用的跨性别者“自我认同”或“药物降酮”参赛路径，将被更严格的生物学标准所取代。
◆2026年3月27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宣布从下届奥运会起，不再允许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图源：盖蒂图片社）
奥委会做出这项决定早有伏笔。去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令中这样写道：“允许男性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对女性来说是侮辱、不公平且危险的，剥夺了女性和女孩参与和在竞技体育中脱颖而出的平等机会。”这份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的行政令，规定任何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的组织，都将面临联邦资金被切断的风险。
震慑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上的一组竞技纪录被悄然删除。跨性别选手莉亚·托马斯（LiaThomas）曾创下的三项自由泳校史纪录被还给原纪录保持者。放眼全球，从大学泳池到奥运赛场，关于“谁有资格参加女子组比赛”的争论，早已进入新的阶段。
◆跨性别选手莉亚·托马斯创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自由泳校史纪录已被删除。（图源：《宾夕法尼亚日报》）
运动场上的公平之争
跨性别选手在体育赛场上的身影由来已久。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波兰短跑运动员斯特拉·沃尔什（StellaWalsh）赢得女子100米金牌，然而多年后的一次体检中，人们发现她拥有男性生理特征，舆论哗然。1940年代，捷克跑者兹德涅卡·库布科娃（ZdenkaKoubkova）和德国跳高运动员多拉·拉特延（DoraRatjen）在被发现是雌雄同体后被禁止参加奥运比赛，此后二人都以男性身份度过余生。1968年，染色体检测被引入体育领域，奥地利女子滑雪冠军艾丽卡·申内加（ErikaSchineggar）被检测出染色体为男性，她随后接受手术，以男性身份重返赛场。
关于跨性别选手出现在体育赛场的公平之争并非新鲜事。当女子组不再只有“她”，冲突变得难以回避。
美国网球运动员蕾妮·理查兹（RenéeRichards）是现代体育史上最早因跨性别身份引发关注的选手。她曾在男子组参赛，成为小有名气的潜力选手，但在完成变性手术后申请参加197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组时被拒绝。她随即提起诉讼，1977年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将染色体测试作为唯一决定性别的标准是“极不公平的”，理查兹最终获得参赛资格，并在1977年的美网女双比赛中闯入决赛。
◆1978年，蕾妮·理查兹参加西雅图女子职业网球锦标赛。（图源：美联社）
理查兹的胜诉并未一锤定音，反而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摸索。2004年，国际奥委会首次出台针对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指南，规定只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变更法律性别，并接受至少两年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女子比赛。
加拿大山地自行车手米歇尔·杜马雷克（MichelleDumaresq）成为这一政策下涌现的标志性人物。她在1996年完成变性手术，2001年开始参加女子职业比赛，首场比赛就以突出优势击败了当时的女子职业组冠军。2002年，她夺得加拿大全国冠军，并代表加拿大参加世锦赛。
2006年，加拿大山地车全国锦标赛颁奖仪式上，亚军达妮卡·施罗特（DanikaSchroeter）身穿一件印有“100%女性冠军”字样的T恤登上领奖台，以此抗议杜马雷克的参赛。尽管加拿大自行车协会随后对施罗特处以三个月禁赛的处罚，但杜马雷克坦言：“那一刻我不再热爱这项运动了……那毁掉了我的一切。”
◆2004年上映的纪录片《100%女人》讲述了跨性别运动员杜马雷克的人生。（图源：Marina Dodis）
2015年，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调整政策，取消了手术要求，跨性别女性参赛只需通过激素治疗将睾酮水平降至与顺性别女性相当的范围，并维持一定时间即可。这一“降酮门槛”被视为兼顾包容与公平的折中方案，但相关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结论。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三年激素治疗，跨性别女性的肌肉量和力量仅会减少约5%，而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线高达40%。加拿大体育道德中心则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科学综述中指出，接受激素治疗的跨性别女性在体育竞技中没有比顺性别女性具有更明显的生物学优势，她们的肺功能、跳跃高度等指标甚至更低。
科学证据的两面性并未让赛场上的争议平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公平之争被推至顶点。当时，新西兰举重选手劳雷尔·哈伯德（LaurelHubbard）成为现代奥运史上首位公开以跨性别女性身份参加女子个人项目的运动员。她曾在2001年以男性身份创下全国青少年举重纪录，2012年开始性别转换，于2017年重返赛场。
◆新西兰选手劳雷尔·哈伯德是首位参加奥运会个人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图源：美联社）
虽然哈伯德按照当时的规则控制了睾酮水平，但反对者并不买账。比利时选手安娜·范贝林亨（AnnaVanbellinghen）就说：“任何参与过高水平举重训练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对这项运动和其他运动员是不公平的。这就像一个糟糕的笑话。”
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进一步要求跨性别女选手必须在青春期发育（12岁）之前完成性别过渡，以此来保证其他女性选手公平竞争的权利。曾入选东京奥运会替补名单的美国小轮车选手切尔西·沃尔夫（ChelseaWolfe）和法国短跑运动员哈尔巴·迪乌夫（Halba Diouf）等人因此无缘巴黎奥运会。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之争始终集中在跨性别女性身上。跨性别男性（女转男）在体育领域的存在感要低得多——这群人需要接受睾酮治疗，在竞技表现上往往不被视为具有结构性优势，甚至还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对称性直指问题核心——争议的本质并非“身份认同”，而是生理差异带来的竞技优势。
反DEI浪潮的一部分
当竞技场上的生理优势被定格为一种不公平，原本紧密的身份政治阵营也出现裂痕。
一度被称为“跨性别教母”的凯特琳·詹纳（CaitlynJenner，原名布鲁斯·詹纳）曾以男性身份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夺得男子十项全能冠军，创下世界纪录。1991年，詹纳与名媛金·卡戴珊的母亲结婚。据詹纳说，这段婚姻为其带来爆棚流量的同时，也延缓了其变性的进程。这段婚姻最终于2014年收场。
离婚后，65岁的詹纳进行了变性手术并公开出柜，还推出了自传纪录片《我是凯特》，吸引大批关注。据詹纳说，导致其婚姻结束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性别，“性别因素大概只有两成，另外八成是因为我所受到的待遇”。
◆凯特琳·詹纳曾以男性身份夺得奥运金牌，多年后成为跨性别女性，还登上《名利场》封面。（图源：盖蒂图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