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禁令为何管不住官员狎妓？知否宋朝

韩缜在杭州做知县，有一天睡过头了。

县吏们站在门外等他上班，等了半天，他还没出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韩缜昨晚睡在了一个妓女家里。早上醒来，他索性把妓女家的中堂当成了县衙大堂，直接在那里升堂办公。

事发后，韩缜主动辞职。上司范仲淹看了一眼报告，说：“公杰士也，愿自爱。” 然后让他继续干。

韩缜不仅没被处分，后来还步步高升，元丰年间做到知枢密院事，宋哲宗初年拜了相。

宋代对官员嫖娼，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一、有禁令，但禁了个寂寞

宋朝确实有禁令。

嘉祐以前，只有提点刑狱这类官员，不得赴妓乐宴会。

熙宁以后，监司一级的官员全被禁了，连底下的属官也跟着受约束。

元祐四年直接定死：发运使、转运使、提刑官，要是敢参加妓乐宴会，直接判两年徒刑。

绍兴十三年又下诏：各州官员，除了公务宴请，平时不得用妓乐，违者治罪。

禁令写得清清楚楚，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翰林学士王著，喝醉了夜宿娼家，被巡吏抓住。宋太祖知道了，居然 “置不问”—— 根本不当回事。

知岷州张若讷、通判王彭年，在宴会上与妓女嬉戏，被发现了，只罚了点铜钱。

知杭州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薛希涛被活活打死，祖无择呢？不久就奉诏还朝，升了官，一点事没有。

知台州唐仲友与营妓严蕊私通，朱熹拼命弹劾他，严蕊被打得 “委顿几死”—— 差点丢了命，唐仲友却毫发无损。

二、名人们怎么做？

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坦率得让人吃惊：“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 我就是个风流才子，青楼楚馆里，到处都留过我的名字。

辛弃疾更不必说，他不仅有田田、钱钱两个能文会诗的姬妾，在丹徒时 “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在上饶还有个 “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

寇准身居高位，最常说的就是：“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人间的事别想太多，喝酒听曲就够了。大摆宴席的时候，赏给歌妓的绫罗绸缎，一给就是上千匹。

他的爱妾蒨桃看不下去，写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多抛梭织得成？” 寇准听完，默然不语。可该赏还是赏，半点没改。

范仲淹呢？相传他在饶州时，爱恋一个官妓。离任后还念念不忘，特意让人捎去胭脂，并附诗一首：

“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

写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人，也没耽误谈恋爱。

三、为什么禁不住？

首先，官员嫖娼被揭露，往往不是因为朝廷查得严，而是因为党争。

庆历年间，苏舜钦等人在宴会上召妓女助兴，被政敌抓住把柄，受了处分。不是他犯了多大的错，只是刚好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其次，处罚太轻。乾德元年，王著夜宿娼家被抓，宋太祖 “置不问”。

元丰年间，张若讷等人与妓女嬉戏，只罚铜了事。

范仲淹包庇韩缜，不但不罚，还成了 “爱惜人才” 的佳话。

最让人心寒的是，永远是青楼女子。官员犯了错，代价全由她们来扛，轻则受刑，重则丢命，而那些官员，总能全身而退。

四、官场之外，更没人管

官员至少还有禁令，可士人、富商、宦官，是彻底没人管。

陆九渊教训门人说：“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倡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 这是道德说教，没有法律效力，只是嘴上说说。

当时 “学舍宴集必点妓”，要是有人不嫖妓，反而会被当成怪物。

政和年间，吉州有个学生叫杨邦乂，“目不视非礼”。同窗故意骗他去青楼，酒过三巡，他一看见青楼女子，吓得赶紧跑。

这种事能被记下来，恰恰说明不狎妓的才是异类。

富商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腰缠万贯，又不受禁令约束，是青楼的主要客源。

汴京、临安城里，美人局、花茶坊到处都是。陶谷在《清异录》里说：“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 光汴京，就有将近一万家。

就连宦官，也有不少私下养着青楼女子。宦官林亿年 “养娼女以别业”，陈源在贬所与妓女滥交，被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宦官。

回到开头的问题：宋代到底禁不禁官员狎妓？

答案是：禁，但禁的是 “官员嫖娼影响公务”，而不是 “嫖娼” 本身。禁令写得很严，执行得很松，不过是做个表面功夫。

范仲淹、苏轼、辛弃疾 —— 他们一边写道德文章，一边过自己的日子。

这不是虚伪，是人性。

宋人比我们更早明白一个道理：律法管得住行为，管不住人心；礼教能标榜道义，灭不了人欲。

范仲淹不反对韩缜嫖娼，只是提醒他：别影响工作。

这个逻辑，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