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博士课题登上Nature后，她已离开学术界科学网

去年十月，曹明然以一作身份完成的Nature论文上线那天，她为这项耗时五年的成果写了一首小诗。

“这个滑坡下面是深渊……我选择不成为你的附庸。”

了解她的经历后，会更好理解诗句背后的含义。曹明然本科就读于世界顶尖学府剑桥大学，博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拥有发表过Nature和Science文章的闪光履历。她热爱自己的研究，也享受从0到1的探索。但她依然选择离开学术界，且没有半点犹豫。今年3月，距离曹明然入职一家英国生物科技公司已满一年。

为何放弃这些光环选择离开？曹明然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读博时，她的课题曾被忽略，也曾承受导师传递的焦虑。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对科学本身及科研体系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她意识到，想要取得科学突破，并非只有留在学术界一条路。

以下是她的讲述。

PI有点像产品经理

我的博导是一个挺神奇的人。他身上既有对科研纯粹的求知欲，又有很重的功利心。

2020年，我进入他的实验室。博二的时候，为了实验室的首篇文章发表，在他的要求下，我放下了自己的课题，花了一年多时间负责这个大项目中的小鼠手术与数据分析，而我自己的项目却长期停滞。

当一个实验结果不符合预期时，他就容易钻牛角尖，认为整个项目被毁了。几乎每天，他都会突然要求我们放下手头的实验或其他事，跟他开会。而这种开会的频率让我们很难全情投入在实验中。他还会在我休假的一大早打来电话，让我马上提供一些原始数据。

我不认同他的很多处理方式，但又能够理解他，因为他的确面临着各种压力。我成为他的博士生时，他刚建立实验室一年，很多体系尚未搭起，还赶上疫情期；而作为一名年轻的PI，他面临着6年内非升即走的压力。因此，他就想尽快发一篇影响因子非常大的文章。

他的焦虑情绪，无形中转移到了我们身上。我曾对他说，你给所有人的压力太大，大家都有点受不了。只是，向上管理并不容易。直到那个大项目的论文于2023年发表在Science后，他的焦虑才终于有所缓解。

曹明然（中）与实验室成员

发表顶刊固然很好，不过对我来说，我更相信研究本身的重要意义。我也相信成果不会因为发在哪个期刊上，其价值就发生改变。

以我自己的博士课题为例，这项研究虽然后来顺利发表在Nature上，但是文章早先公布在预印本平台时，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我一直对荷尔蒙如何调控行为和大脑的编码非常感兴趣。在这项课题中，我发现雌性小鼠在饥饿6小时后，会快速从一个“好妈妈”变成一个冷血杀手。不过，在特定的荷尔蒙环境中，也可以让饥饿的小鼠继续维持它们的“好妈妈”状态。有趣的是，这种同时受饥饿和荷尔蒙影响的行为变化，非常精巧地由下丘脑同个区域的同一个单个离子通道所调控。

我很享受从无到有设计实验与分析数据的过程，也很享受从一片混沌之中寻找故事主干的过程。基于我的研究结果，还有很多值得延伸探索的方向，例如这个行为可能和产后抑郁相关的临床研究、以及该神经环路的饥饿上游调控存在关联。但导师明确表示，他不打算深入这些方向。当时，他可能更趋向于容易出结果的研究。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是让实验室产出最大化的方式。但是作为开展这个研究的人，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

曹明然等发表在Nature的文章

读博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我将来想要成为PI，学术路上的每一步路都需要精打细算。比如，我的博士后方向需要和博士的方向相关。同时，为了持续扩大在领域内的影响力，最好将来也在同一个领域深耕。这会让我有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明明我的初心是看到更广的世界。

我渐渐发现，PI有点像产品经理，他们离一线实验更远，工作更多集中在推广自己的论文成果上，同时还要做许多横向项目。

所以，导师在我眼中并非一个“坏人”。在面对他时，我也学会了降低自己的预期，坚守自己的底线。我会在课题被疏忽时要求与导师定期讨论，也会要求在他增加无意义会议时保证我投入实验的时间。

我曾以为科学可以解答所有谜题

最初选择读博，一是因为我想理解神经科学本身，在掌握神经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我自己，理解行为背后的驱动；另一个原因是，我曾对科学抱有一种有些不切实际的迷恋。我曾想把自己的价值依托在科学上，也曾以为科学可以解答所有谜题。

然而，随着博士课题的开展，我产生了一种“存在主义危机”。

以神经行为学研究为例，我们如今做的许多课题，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做过了。之所以要重做一遍，是因为当年的实验设施和方法学相对落后。我们相当于利用新技术“再造轮子”。然而，受限于当下的实验条件，很可能20年后，未来的学者又要用那时更先进的手段，把这些实验再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