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声居韵，一字贯通千古yupin博客
构思此文时，余曾数度踌躇乃至意欲搁笔，揆其缘由，因相比其他学术领域，余自揣于“小学”之音韵一学用功尚浅，若强作解人，去剖析晓征先生的精辟之论，诚恐贻笑大方。然转念及当今之学风，《十驾斋养新录》这般宏篇札记，恐已鲜有肯沉下心来埋首苦读，逐条注疏之人。余执笔之初衷，实欲借此唤起同道之觉醒，此书不仅印证晓征先生仰之弥高的学识，更攸关汉文化之赓续与研究，吾辈后学去解读先生之遗墨固然要紧，但更为紧要者，是去体悟其字里行间所蕴含之治学大道与考证之法，此方为后学务必明了且传承之真精神。
其次，回望清代汉学巨擘乃至整个乾嘉学派，前人为后世留下了历经严密校勘、辨伪与注疏之浩瀚典籍。今人实则安卧于先贤造就之“学术温床”之上作学问，或据此指点江山，或发些凿空妄论。然置身当下信息通达，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之大变局中，却鲜少有人能跳出这旧有之温床，去开拓更新之学术疆土。是故为求得些许新之启示与反思，余以为撰写此文仍有其不可替代之意义。
诚如阮元先生撰《十驾斋养新录序》中所言：“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较之专攻史学之巨著《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并非局限于单一学术领域之集大成者，实乃晓征先生常年博览群书之阅读随笔，为札记经史百家诸义之荟萃。其文由读而思，因思而录，短小精悍。批文小札往往自发凡起例至考订证讹，直击要害而径出宏论。然其间推导之曲折，引证之脉络，常略而不详。后学若无渊博之知识储备，实难窥其堂奥。而先生治学之精妙法则，便往往潜藏于这寥寥数语之字里行间。
余尤于细读《卷五 古今音》一则后，深有感触。此文表面观之，似仅就“车”、“华”二字之上古发音作考辨，今人阅之若止步于此，实为“买椟还珠”之憾。余反复咀嚼文本，渐悟得先生探求古音之匙。试想今人作学问，尽可坐拥电子检索与人工智能之利，而乾嘉乃至先秦中古，茫茫千载，典籍之中全无音频存世。然先生与历代音韵大家，竟能凭借纸上苍黄，精准推演出千年以前之雅言正音。明乎此，则先生所创“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两大音韵学铁律之由来，亦随之迎刃而解。兹容余以《卷五 古今音》之文本细读为发端，条分缕析，试揭其考证方法之严密逻辑。
《卷五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舎，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
《释名》成书于东汉末年，最早提及该书者为《三国志 吴书》，其后《颜氏家训
音辞篇》与《隋书 经籍志》均载其作者为刘熙。然历代学者对刘熙是否独撰此书尚存疑义。经考证刘熙确为东汉晚期之人，曾于黄巾起义至汉亡之际避乱交州。清代学者毕沅著《释名疏证》，考辨此书之编撰实始于刘珍，后由刘熙接手继成。今学界多认同，今本《释名》二十七篇确为刘熙所定，而史载刘珍所作之三十篇，或为现已佚失之别书。
《释名》乃一部旨在探求词源之训诂专著，专恃“声训”之法，即以音同、音近之词解释被训诂之词。声训之法古已有之，如《论语》之“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至汉代益发兴盛。汉儒多以此法释名号、典章及天干地支等，然多限于宣扬儒家思想，重义理附会而少语言本源之探求。反观《释名》，则确由语言学及语源学之角度运用声训，且将其范畴由名物制度延展至百姓之日用起居。
按《荀子 正名》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语言得名之初固然带有任意性，然字词于引申、分化乃至派生之过程中，其实际结合必有内在理据。此理正合《释名》所言：“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余深表赞同王力先生对《释名》之定评：书中所存大量训诂材料可与《尔雅》，《说文解字》参互考证，且其成书去古未远，不仅可推求古人之制度风俗，反映词义之新旧演变，更因其以声训为主，多存双声、叠韵之字，实为考见古音之渊薮。可以想见，晓征先生开篇即引《释名》，其案头或正置此书，然先生考辨古音，眼界宏阔，实不独恃此一法也。
东汉刘熙撰《释名》云，古时“车”音如“居”，盖因车乃载人之物，取“居人”之意。而至汉代，“车”之读音已渐近于“舍”。此“居”、“舍”二音之分化，延至今日依然有迹可循，如弈林象棋之中，棋子“车”确然读作“居”（jū）。考之史实，古人言车必指马拉之战车或乘车，此于《诗经》《论语》等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至于单骑代步，充作行军，虽史载首见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然必待两晋马镫形制完备后，方大行于中原。故先秦之“车”，重在其车厢之“居人”功能。按刘熙之见，“居”乃古音之正，后世方滋生“舍”音，此“舍”音即与今人所读之“chē”音相去不远。至于文中“韦昭辩之云”一句，乃指稍晚于刘熙之三国东吴学者韦昭，对此提出异议。韦昭认为古时“车”皆读作“尺奢反”（即近“舍”音），而“居”音反倒是自汉代以降方才出现。刘、韦二人之说，在此截然相对。而晓征先生明断韦氏之说为谬，其下文便层层剖析韦昭致误之根由。
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為華韻，而不知讀華為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為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為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為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王姬之车”，“君子之车”皆语出《诗经》。韦昭当年便是窥见此等句中“车”与“华”通押，遂轻下断言，以为“车”读作“尺奢反”，近“舍”音乃自先秦始。然而晓征先生目光锐利，直指韦氏之谬，其徒知“车”与“华”押韵，却不知“华”字若按后世之“呼瓜切”，音近今之（huā），亦绝非先秦古音。考之先秦，古读“华”实为“敷”（fū）音。先生特举《诗经 郑风 有女同车》以证之：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观此一章，“车”，“华”，“琚”，“都”四字赫然同处一韵。试想若依韦昭之说，“华”读作“呼瓜切”（hua），“车”读作“舍”（she），则断难与“琚（jū）”、“都（dū）”二字叶韵。唯有正本清源，复原“华”之古音为“敷（fū）”，“车”之古音为“居（jū）”，如此方能与“琚”、“都”字音相协，浑然一体。
为使孤证不立，先生复引《邶风 北风》中“携手同车”一节：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
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此处“狐”、“乌”、“车”再成同韵。此接连之铁证，足可断言“车”读“居”音远早于“舍”音，其肇始于先秦上古，实乃确凿无疑。文末，先生不禁叹惜韦昭“生于汉季，稍染俗学”。所谓“俗学”，即指魏晋之际学者限于彼时之流俗语音，乏严谨溯源之考据功夫，故而对上古音韵之流变“不甚了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