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Peter Liu：美国农业部的在华“临时工”洪纬

导读：在美国康州农业实验站的一个图书馆，旅美学者洪纬无意中看到有一个名为Peter Liu的中国人的档案。

对于这个生活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小人物，网络上的记录并不多，但洪纬本着好奇和同理之心，循着一点点线索，搜索、整理资料，尝试勾勒出这位国人的生平，以及他作为一名不在编的研究助理对于中美科学交流的贡献。

图源：pixabay

Peter Liu是一位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无迹可寻的历史小人物。 “遇见”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Peter Liu是谁

在撰写《世界首例高产杂交玉米诞生记》时，我就对康涅狄格州的农业实验站（简称CAES）的历史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它心怀敬意，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进行内部参观。2025年圣诞节前夕，我终于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了它的每一个角落，还幸运地在那座非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走马观花了一番。

图书馆的书架上挤满了泛黄的书籍，空气里浮着尘埃，每个角落都写满了历史。临近离开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小小杂物间的小纸箱上。纸箱上“Peter Liu reports from China”几个大字兴奋了我的神经。

Peter Liu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应该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考虑到这是一座拥有珍贵资料的老图书馆，许多文件尚未整理归档，我克制住了查看这箱资料的冲动，在心里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回到家，我开始搜索Peter Liu。出乎意料的是，他并非科学家，仅仅是在1920-30年代期间担任了美国农业部（简称USDA）来华采集人员的翻译兼导游，并帮助他们寄送了一些经济植物的种子。互联网上关于他的记载极为稀少和零散，在一张合影的标注下，提到了他的另一个名字“Aiten”，而且还打着问号。我尝试以“刘爱天”或者“刘艾登”等等类似发音的中文名字搜索，却一无所获。

好奇心怂恿我再次联系朋友。由于图书馆缺乏系统管理，加上馆门关闭，朋友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钥匙保管员。大门开启后，我得以独自享用那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层小楼。当我从纸箱中抽出标注着“Peter Liu”的文件夹时，发现里面主要是他与两位植物学家的往来书信，共12封。内容主要涉及植物种子的采集和寄送，时间集中于1929和1931年的下半年，也就是种子收获的季节。

文件首页是Peter的简要介绍，列出了他的出生年月、工作单位、父亲的名字和职位、以及薪酬，还有一个令我异常兴奋的评价，“Peter Liu是一个重要（valuable）的人”。彼时，我感觉离他越来越近，仿佛“Peter是谁”很快就会迎来答案。

我逐句逐字地细读每一页，生怕漏掉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通往答案的钥匙。文字在脑海里形成了影像、声响。刹那间，时空被折叠。他们的呼吸、抱怨、所处的动荡世界，以及一次次野外采集，仿佛都在纸页之间复活了。可是，那个问号始终没有消失，似乎还多了几个拷贝：“Peter Liu究竟是谁呢？？？”在这些记录中，他承担的任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导游和翻译的职责。

回到网络世界后，我循着文件中刘父的线索，在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里找到了Peter的名字、确切的出身年份，以及英年早逝等等零星信息。对我而言，这些信息依然十分有限。该公众号为刘家后人运营，我设法联系到了作者。遗憾的是，即便是家族后人，他们对Peter的生平也所知甚少，甚至不知道他和USDA的科学家有过紧密接触。

我不禁思绪万千。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有帝王将相的舞台，科学亦然。每一次向前的推进，背后都是科学共同体协力完成的结果。这个共同体有天才如爱因斯坦、达尔文、孟德尔和其他耳熟能详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数量庞大、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正是后者，默默夯实了基石。没有他们，科学大厦无从屹立。

Peter，正是这些小人物中的一员。于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而言，他曾经是值得倚重的临时工，是美国在华开展植物种质资源采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但在现实世界里，他早已隐入尘埃。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写照。

接下来，请与我一起走近Peter Liu。

关于Peter Liu的简单介绍（CAES馆藏）

1901[1]年，Peter Liu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原名刘敬斋。其父刘广庆，英文名Frank，在基督教会颇具声望，曾任天津中国基督教会的首任司牧，并于1915年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神学。[2]刘父还曾于1910年代协助过美国农业部植物学家Walter Tennyson Swingle在华开展工作，大约于1922年成为天津维斯理教堂首任华人牧师。

在教会学校与家庭环境的双重熏陶下，Peter英文出众，略通西方知识体系。他还精通音律，性情活跃，乐于参与热闹场合。随着国际旅游业在中国逐渐兴起，他又考取了导游证，加入了北京导游协会，长期以导游为业，主要承接来自美国商会（American express）或者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Lits）的业务。

得益于父亲的社会网络及其自身的聪明才智，1924年8月底，Peter结识了来华采集植物资源的Palemon Howard Dorsett，并在9月1日得到了他的正式聘用。月薪为100墨西哥元（Mex. ），另有日常补贴，但食宿费用需要自己承担。

这也是年逾六十的Dorsett首次来华考察。 作为一名长期引进国外植物种质资源、多次开展国际植物考察的资深生物学家，Dorsett在美国农业界享有盛誉。当他和儿子启程前往东亚时，《纽约时报》曾就此进行专门报道，评论道：“他们将对农业条件及主要作物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还将探明中美两国之间能够通过何种范式实现种子与植物的相互交流。” 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一种平等交流的期待。回望历史，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学研究也确实因为外国农学家的到来，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纽约时报》，1924年7月13日

Dorsett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大豆品种，顺带采集中国常见蔬菜、水果等经济植物资源。Peter带着他们父子走街串巷，观察商贩的经营方式。北京街头琳琅满目的柿子很快引发了Dorsett的浓厚兴趣。

彼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间有零星的柿子树，郊区也有成片的柿子果园。为了深入了解大规模的商业运作，Dorsett父子经常跟着Peter前往果园，记录农民采摘柿子的流程，察看如何露天保存果实的步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Dorsett父子首次亲眼目睹了驴和驴之间，骆驼和骆驼之间首尾相接，排成一个长长的队伍，宛如一节节相连的火车车厢，将柿子送往目的地。回到美国不久，Dorsett就出版了《中国北京近郊柿子的栽培和冬季露天保存法》一书。[3]

除了大豆和柿子，Dorsett心里最挂念的还有板栗。美国也有板栗树，高大挺拔、直冲云霄、纹理笔直，它最受欢迎的部分是木材，坚果是劳苦农民和放养牲畜的营养补给。当时它们正遭遇一场大流行，眼看就要走向灭亡。中国不同，板栗树木相对矮小，人们多食其坚果，秋风一起，北方街头处处可见糖炒栗子锅。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是当时北方板栗的交易中心，也是Peter居家所在。在那里，几乎可以掌握整个北方板栗流通与分布情况，Peter为此常常带着Dorsett父子奔波于京津两地。

Dorsett在野外如何处理和保存新鲜植物种子，如何打包和寄送回美国等等流程，Peter在长期随行中耳濡目染，逐渐熟稔于心。Dorsett也发现，Peter不仅勤勉好学，而且一点即通，还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于是，他索性将Peter培养为一名 “科研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