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告诉周恩来：搞拓扑学，不用花钱杨建邺

1972年6月16日，杨振宁第二次回国。在上海探望了父母兄妹以后，先后到北京、南京、沙石峪、西安、延安和广州等地访问，前后历时五周。在北京杨振宁在6月27日到7月5日，与科学界的朋友举行了共十次演讲和座谈。座谈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理论介绍，如规范场理论、统计力学的严格解(主要内容为杨—巴克斯特方程)等等，有与北京大学物理系工农兵大学生座谈等。

其中7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第二次就“高能物理的发展与展望”座谈时，杨振宁的意见与中国物理学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他当年的老师张文裕教授。当时中国物理学家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处于闭塞停滞状态非常担忧，希望能够迅速发展建造大的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和以此培养高能物理学人才。这种急切的愿望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当时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学六年没有(通过高考)招生，工农兵大学生也只是刚开始招收，各种各样的科学人才都处于极端缺乏状态。

考虑到这种情况，杨振宁对于一些人建议用巨额经费来建造大型加速器持坚决反对态度。无论参加座谈的物理学家用什么样的理由反驳杨振宁，他都坚持当时绝对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的观点是：“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当时有一位物理学家生气地说：那我们就一直保持与国外的这个很大的差距？杨振宁回答说：

我不是说永远保持这个距离。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杨振宁这样说可能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当时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奢谈大型加速器实在不现实；二是杨振宁更加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各门学科都处于严重缺乏后继人才的情况。所以他几乎是非常着急地说：

在物理方面，中国急需大量物理人才。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中断了，空缺要弥补，各方面的人才都要培养。普遍现象是业务隔离，各人只管一小方面，彼此不发生兴趣，而科学发展要求彼此发生兴趣。要多开学术讨论会，多鼓励青年人参加学术讨论会，这是必要的。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否与要求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有矛盾，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有新的哲学，怎样在这个哲学中把这些矛盾都解决。讨论这个问题比讨论十年后造大加速器重要得多！

这一次座谈会，尽管杨振宁急切地表示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他的直言不讳的为人风格一时没有被人理解，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不满意。但是，杨振宁还是想办法把自己的这层担忧告知他能够接触到的人。

周恩来总理十分诚恳地请杨振宁对中国当时的教育和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在两次回国后，了解到当时中国政府把大批知识分子、科学家下放到工厂、农村，作为改造对象而从事他们几乎力所不能及的沉重而又简单的体力劳动，心中十分痛心，认为这种不重视知识和严重浪费人才的现象，应该迅速遏止。杨振宁直言不讳地提出：

中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杨振宁还提出在中国科研经费匮乏的情况下，应发展不要花大钱的科目，如拓扑学的研究等。他还建议要注意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果大学只招收工农兵家庭的子女，这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杨振宁特地提到了他的老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独子张哲，张哲因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而不能报考大学，杨振宁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杨振宁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关切，在7月2日(第二次“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的前两天)会见杨振宁的时候，周总理对杨振宁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了我们的毛病了。”

7月14日，周总理在会见由林家翘、任之恭率领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时，在谈话中再次称赞杨振宁提出的重要意见，并对陪同会见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今天向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周培源深知周总理一向都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破坏，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高校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大学多年不招生使得后继人才严重匮缺的时刻，周培源听到周总理交代的任务备受鼓舞，并且立即行动起来。7月20日，他向周总理提交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建议》。

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疯狂阻挠，周总理的指示和周培源的《建议》都没有贯彻下去。但是杨振宁的意见和建议像一股春风，吹暖了寒冬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田，他们看到了大地将要回春的前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建议》立刻得到充分的贯彻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