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场巨大的戒断反应网易新闻
新年假期真的太爽了。
爽到你根本没意识到，它是有保质期的。它就像年夜饭桌上的家乡菜，油光发亮、香气四溢，但你不可能坐那儿一直吃。你早晚要起身，洗碗，收拾残局，回到自己那被KPI和外卖盒填满的生活。
而回归自己的生活，你要经历一场巨大的戒断反应。哪怕你已经三十岁了，哪怕家里氛围偶尔糟糕，会因为你不愿意去相亲局和讨厌被催婚而争吵，但你离开时依然舍不得，依然没法从假期里抽离出来去面对大城市里那份等着你的工作。
于是，有人发帖：“返沪落地，看着马路崩溃大哭。透支的快乐果然需要数倍的眼泪和孤独去偿还”......
可明明是回归自己选择的城市和工作，崩溃大哭，为什么？
集体主义的温暖，刚享受一会儿就结束了
关键原因，自然是落差太大。
过年期间，你走亲戚、串门子、吃喝娱乐打麻将，整个人都泡在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里，充满集体主义的温情。你一出现，就自动带着身份——谁家的孩子，谁的同学......你走在街上，被叫住的次数，可能比你过去一年在大城市公司里，和陌生同事打招呼次数的总和还多。
而且，在中国的很多三四线城市、小镇和村民社会里，这种集体主义的温暖，会被放大到极致。
举个例子，在东北，你回趟家，不管几点，接站的永远比下车的人多：你爸妈爷奶大舅二姑都来了，甚至家里的猫狗也来接你了。即使你这个被长辈牵肠挂肚的孩子，已经30岁了，说出去，大家也不觉得意外。正如李雪琴所说：“东北家庭没有亲戚，只有家人”。
而所谓“小地方”的集体主义，也不单存在于亲人之间，也存在于邻里之间。这在沈阳、兰州等“三线”建设的工业基地城市很常见。改革开放以前，这些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就是以大型厂区为载体的“单位大院”[1]。你家楼上楼下和对门住着的，常常是你爸妈开关厂、钢铁厂或者显像管厂的单位同事，他们熟悉你，你也熟悉他们。
单位大院里，你的父母和邻居，形成了由熟人构成的地缘、情感和功能相统合的共同体[2] / 图虫创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去单位化的过程，一线新一线的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单位的空间力量早已淡化。但由于中国不同城市间社会变迁的步调并非一致，所以在太原、克拉玛依等地，你仍会看到，有形的单位虽已走向解体，但无形的单位也依然留存在大家的心里，影响着日常生活[1]。
所以，工业根基浓厚地区的人总能理解，在电影《钢的琴》里，王千源饰演的原钢厂工人陈桂林，为了和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会很自然地找到他的工友们帮忙给女儿造钢琴，即使钢厂早就倒闭了，但情谊长存，这大概是独属于老工业文明下集体主义的温情。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宗族氛围浓厚。宗族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以集体精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尤其，在福建、广东两省，宗族影响力很大——“事业可以起落，宗族不可衰落”，这些地方的宗族，往往与村庄重合，一个宗族通常涵盖整个村庄的人口[3]。
基于亲缘关系的宗族，是解决人们问题的主要社会组织[3] / 图虫创意
你回家，就意味着回到“一个村”。你的亲戚网络不是十几个人，而是覆盖几百、上千人的共同体。祠堂是你们整个家族的精神内核，无论你是创业周转、就学婚嫁，永远有大家族为你合力托底。逢年过节全族聚在一起祭祖，团结二字，刻在你们同宗族的血脉里。
而传统春节的意义，恰好在于它是维系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和谐运转的节日仪式，为亲情交流提供了契机[4]。
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春节，持续时间很长。在福建莆田农村，家族以里社的名义组织活动，这些里社每年都要举办元宵巡游仪式和社公、社妈的诞辰庆典，形成了很庞杂的仪式系统，甚至在正月二十六，各里社还会合办“总元宵”的联合巡游[5]。
但你要赶着上班，最晚正月初七就要拖着箱子走了，你才刚强化了集体认同感没几天，就要离开了。当老家还沉浸在“没过十五都算年”的热闹里时，你已经开工，并被新一年的KPI和OKR赶着跑了。
闽南每年农历新年初九，漳州天宝镇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拜天公仪式 / 图虫创意
你会眷恋老家的“温情”，还有一个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你成了老家的客人。你享受了紧密社会网络带来的安全感和热闹，却因为只停留几天，恰好避开了维持这种温情所需付出的长期成本——经济上的、隐私上的、关系上的......你懂的。
走的时候你心情挺复杂的，不止是离别导致的空间距离拉大，而是你角色的突然转换：从“谁家那孩子”变成了“要独自面对一切的成年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底色下，你坐上了返程的高铁。
返程的高铁，指向的是“冷冰冰”大城市
返程的高铁，几乎总是安静的。
这种安静，大概可以理解为热闹散场后的平静。你坐在窗边，一边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厂房，一边刷手机、看视频，顺手回几句“快了”“路上还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空荡。
高铁像一条传送带，把一个个刚刚被情感填满的“家人”，精准地分拣、运送回名为“大城市”的精密机器里，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
大城市，是明显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深情在这里，没有土壤。
有研究考察了中国不同省份1981-2010年间的个体主义差异。结果显示，个体主义重选择（即独居率、离婚率、家庭规模和大家庭比例）平均得分最高的3个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平均得分最低的3个省份则分别是甘肃、江西和宁夏。该研究进一步指出，现代化水平越高，个体主义越强[6]。
1981-20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最为高歌猛进的30年[6] / 图虫创意
这很容易理解，现代化水平，衡量指标是人均GDP、城镇化率和教育水平。在大城市里，完备的城镇化生活模式，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让我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具备更强的控制感、减少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社会束缚，也降低了我们对他人的依赖[6]。
况且，你离开自己家，回到的，只是临时的出租屋：租金高，面积小，噪音大，淋浴头在马桶正上方，甚至没窗户。以及，在北京，或上海，你工资的增速赶不上租金上涨的幅度，太多人仅租房花费就占到了收入的50%-60%，远超国际公认的30%的住房可负担标准[7]。
而受一线城市核心区高房价的影响，很多像你一样选择租房的年轻人，会搬到北京的通州、上海的松江或者深圳的龙岗这样的城市郊区。结果就是，大家每天紧密地拥挤在早晚高峰的地铁车厢里，每天往返通勤的时间往往超过2小时，精力都耗费在路上[7]。
郊区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也不多，让你很难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形成兴趣社群，这对于很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习惯了社群生活的人来说，孤立感会尤为强烈[7]。
快节奏的大城市结构本身，也并不鼓励深度关系。
2018年上海市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表明：上海市就业人群用于维持生理与生存的时间多、闲暇时间少，日常活动时间分布的规律性较强，总体围绕朝8晚6的工作时间节奏展开[8]。
上海就业人群工作日约46%的时间用于自我照料，37%的时间用于工作通勤，剩余约17%的时间由闲暇与家务照料活动主导[8] / 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