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跃进：一个河南农家子弟的见证chufang博客
我们村龙虎滩，是明朝大太监黄锦的故乡，他嘉靖年间重修了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还重修了本村的龙王庙，这座龙王庙后来成了我们村的小学。
1957年秋季，我入学那天，是个晴朗炎热的午后……
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春季的爱国卫生运动、扫盲、除四害热潮，是大跃进的前奏。下图是我父亲日记中的一页，记录了1958年3月15日在孟津县平乐乡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的记录。1.关于卫生工作：先街道，刷墙壁，搞好环境卫生；勤洗换衣服，打扫车间。2.扫除文盲，除四害。3.绿化。（厨房卫生）干部负不到责任，撤职反醒（省），若有部门卫生搞不好，大字报封门，或停止营叶（业）。订出计划，洗换衣服。
回忆我们偃师的情况，也是如此。村里也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白石灰水刷过的土墙壁上，都用黑色或铁红色写着“除四害，讲卫生，大搞卫生运动”“扫除文盲”“科学种田”之类醒目的标语口号。家家户户要天天扫地，保持清洁，厨房墙上要有筷子袋（布或牛皮纸做的，家庭每个成员的筷子单独放在一个格子里），家里所有的老鼠洞要堵起来……村里派女党员专人检查，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用红、绿、白纸条（大约10X4CM大小）印上“最清洁”“清洁”和“不清洁”，再粘贴在相应各家的大门上（很少有贴白色的）。
记得，那天中午放学回去，正遇上检查组到我们街，多数大门上都是红或绿，只有“蚂蚁爷”家大门上是白纸“不清洁”，原因是，“检查团”来时，蚂蚁爷早上起来的尿罐没有倒，检查组的人让他肩挑尿罐，手拿白旗，随着检查组的人游街。正好中午放学，后边跟了一群学生在看。
黄治统老师说，他当时在离家很远的外地工作，星期天回来很累，上午在家睡觉休息，村里的妇女干部带领检查组进屋来，要检查床下的老鼠洞堵了没有，弄得他非常尴尬。
那时我村学校校长是魏宏，配合上级中心工作也很认真。学校要求每人一个口罩、一个牙刷、一个苍蝇拍。每天早上要用盐水刷牙，早饭后和午饭后，校门口有学生干部检查学生是否洗手、洗脸，少先队员是否佩戴红领巾，午饭后上学，班主任还要验收打死的苍蝇数量，超额表扬；高年级要求交麻雀腿或老鼠尾巴。
因此，高年级男生大都理直气壮地购置了弹弓（以前是被禁止的），用于打麻雀。五年级的王建永打得最准，一天打了20多只，送到大队部，受到工作员王克俭的夸奖。
女生和我们1－3年级的学生，要求交苍蝇或蝇蛹。我姐姐是4年级，任务是每天1只老鼠；我是2年级，任务是每天50只苍蝇；同院的进良是一年级，任务是10个蝇蛹。
我们二年级班主任是张淑芬。一个炎热的下午，第一节课前，张老师让我们端坐在教室，她到校长那里拿来了“大安”（磺胺脒啶片），每人一片。然后，告诉我们“这是防治脑膜炎的”（之前我们村因脑膜炎死过几个小孩）再从校长室取来热水，让我们一一喝下。这是免费的。
一天下午，我们街上来了一汽车人，是附近的河南省荣誉军人疗养院（现在的荣康医院）的。他们带着帆布手套，提着水桶和铁水壶，把寨墙旁边一个高高的谷草垛整个搬了家，因为在那下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用那长嘴的铁水壶，同时从多个老鼠洞口向里面灌水。另外的人戴着帆布手套，在旁边严阵以待，出来一个，捉住一个，不长时间就将整个草垛下的老鼠全部解决了。这真是一场人民战争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做法，确实是一哄而起——有些刮“五风”的味道，可这些措施也是对人民的生命健康有益的，应该和1959年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历史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吧。
村里的土墙壁上还有“扫除文盲，大搞扫除文盲运动”的内容。
农村文盲中，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占的比例最大。我们院子北头四娘家的过厅大屋里，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把全队的文盲集中到这里学认字。我陪同母亲去过一次。
大屋里煤油灯照着，“老师”在东头的土墙壁上用白粉笔写几个汉字“人、手、大”等，让这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们认、读，然后，让她们自己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心里或膝盖上学着画。多数妇女都拿着要纳的鞋底子，没心学。也有家务不多，有点闲心的人愿意学。
摘自马东岐著《省庄村落文化》
我记得，我们院里九娘就是爱学的一个。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她在厨房刚做好了饭出来，便要我看看她写的“人”字对不对。她右手拿一根筷子，在厨房门口的地上艰难地、歪歪扭扭地写了出来。我说“对！”她像干完了一件大事一样，很高兴。
但这个夜校没几天就不办了，毕竟女人人们要下地劳动，还要做家务……
公社武装部长肖万卷
1958年农业上大搞“深翻土地”时，公社武装部部长肖万卷在我村住队。
记忆中，他高个子，黑红的脸膛，黑胡茬，身材魁梧，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屁股后别着二八盒子，样子威武。人们议论起来，都说他很厉害。
秋收刚过，在村北门外“皂角树井”上那个“大搞深翻土地”指挥部附近，经常见有他的身影。那里，皂角树上挂个大喇叭，整天响着，除了广播叫人，就是放唱片——当时流行的歌或戏曲；地头插着的许多彩旗迎风招展，青年队的社员们在这块地里面朝东“一字”排开，每人一张一尺多长的钢锨，开展深翻竞赛，场面确实鼓舞人心。
那时公社的电话直通到这个指挥部里，电话用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肖万卷——“肖部长”了（那时人们都这样叫他）。我常听高年级的学生们讲述“肖部长”的事：“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肖万卷，请给我接……”他每次打电话都这样的开头。我们小学生在街上见了他，都尊敬地叫他“肖部长”。他只是微微一笑，给我们的是和蔼可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