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智能正在迎来第六次突破知识分子
去年，27岁的前OpenAI研究员姚顺雨出任腾讯“CEO/总裁办公室”首席AI科学家。在接受一档访谈时，姚顺雨向大家推荐了麦克斯·班尼特（Max Bennett）的《智能简史》。并且分享了书中提到的一个科学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动物都是左右两侧对称，并且有一个像嘴一样的食物入口，有一个像肛门一样的食物出口？为什么气体是同一个口，而食物和水是两个口”？
这个问题表面上与智能无关，但在作者麦克斯·班尼特看来，它正是智能演化的起点。围绕这一问题，作者用五次关键突破串联起生物智能、人类智能乃至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
第一次突破是转向：两侧对称的身体，让导航变成了简单地向左或者向右。外界刺激则被简单划分为有利和有害，最终汇总为单一的行动方向。多巴胺、血清素等神经调质让这种价值状态得以持续和调节，快乐、痛苦、满足与压力这些情绪，其实最早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简单的需求。
第二次突破是强化：脊椎动物能够进行试错学习。这种无模型强化学习，使动物能够从缺失中学习，形成时间感、好奇、恐惧、兴奋、失望与宽慰等一整套围绕预期与结果展开的心理机制。
第三次突破是模拟：新皮质的出现，让生物能够做到在真正行动前先进行想象中的尝试，从而实现规划与反事实思考。
第四次突破是心智化：灵长类能够在内部建构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模型，据此理解意图、预测行为，并通过观察学习。
第五次突破是语言：在能够理解自己与他人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人类用命名和语法把这些心理内容固定为共享的符号，使思想不仅可以被理解，还可以被传递、累积和跨代扩展。
智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次次结构性突破的叠加。从转向到强化，再到模拟、心智化和语言，每一步都在塑造理解世界和行动的方式。这本书提醒着身处大模型时代的我们——理解智能的去向，往往需要先看清它从何处出发。
理解人的智能，答案并不在当下
在漫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上，我们一直很难判断距离创造人类级智能还有多远。在20世纪60年代，问题求解算法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曾发表著名的预言：“3~8年内，我们将拥有一台具有人类平均智力的机器。”
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专家系统取得成功后，《商业周刊》宣称“人工智能来了”，但随后进展却停滞了。现在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进步，许多研究人员再次宣称“游戏结束了”，因为我们“即将实现人类级人工智能”。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越来越难以评估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进展。
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在某项任务上的表现超过人类，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系统已经掌握了人类解决该任务的方式？计算器能够比人类更快地处理数字，但它真的理解数学吗？ChatGPT在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中的成绩比大多数律师都要好，但它真的理解法律吗？我们如何区分这些差异，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差异是有意义的呢？
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之间的差异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人工智能可以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地球上的任何人，但把碟子装进洗碗机的能力却比不上一个6岁的孩子？
我们难以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我们正在试图重新构造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而是关于人类智能的本质——它是如何工作的，它为什么这样工作，它是如何形成的。
数千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问题在于其复杂性，这使得通过逆向工程破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想要利用逆向工程揭示大脑的工作原理，如果我们想要揭开人类智能的隐藏本质，或许人类大脑并不是大自然给出的最佳线索。
尽管最直观的了解人类大脑的方式是观察人类大脑本身，但反直觉的是，这可能应该是最后研究的地方。而最佳的起点可能在地壳深处布满尘土的化石中，在藏匿于动物细胞内部的微观基因中，以及在我们星球上众多其他动物的大脑中。
换句话说，答案可能不在当下，而是在远古的隐藏遗迹中。
当研究其他动物的大脑时，最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的大脑与我们的大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大小，我们的大脑和黑猩猩的大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大脑和大鼠的大脑之间的差异也只是少数大脑结构的差异。鱼类的大脑几乎拥有与我们的大脑相同的全部结构。
动物界中大脑的相似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是线索，是关于智能的本质、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过去的线索。
尽管如今的大脑很复杂，但它们并非一直如此。在进化过程中，系统起初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变得复杂。大脑最早出现在6亿年前，当时拥有这个大脑的是一种大小如米粒的蠕虫。这种蠕虫是所有现代拥有大脑的动物的祖先。
经过数亿年的进化调整，和对无数神经环路的细微调整，它的简单大脑逐渐进化成现代多样化的大脑。这种古老蠕虫后代中的一个分支，最终演化出了我们的大脑。
每一个动物的大脑都是我们重构祖先大脑的一点线索。通过研究这些动物共有的智力成就以及它们不具备的能力，我们不仅可以开始重构我们祖先的大脑，还可以确定这些古老的大脑赋予了他们哪些智力。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他行将去世时曾在黑板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创造的东西，我就无法理解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关于大脑的进化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基于现代对大脑解剖结构与时俱进的理解，还要基于现代对智能本身的理解。
作为这个故事的初步概述，人类大脑的整个进化过程可以合理地概括为仅仅五次突破的集大成，从最初的大脑一直发展到人类大脑。
第一次突破是转向：通过区分外界刺激的好坏，从而趋利避害地进行导航。大约6亿年前，原本具有径向对称神经元的类珊瑚动物逐渐演化成两侧对称动物。这种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将导航决策简化为二元的转向选择，神经网络被整合成第一个大脑，使具有相反效价的信号能够被整合成单一的转向决策。
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调质使持续的状态能够更有效地重新定位并局部搜索特定区域。联想学习使这些古老蠕虫能够调整各种刺激的相对效价。在这个最早的大脑中出现了动物的早期情感模板：快乐、痛苦、满足和压力。
乍一看，动物界的多样性似乎令人惊叹。但如果你进一步思考，会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界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多样性如此贫瘠。地球上几乎所有动物都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它们都有一个前端，包括嘴巴、大脑和主要的感觉器官（如眼睛和耳朵），它们都有一个后端用于排泄废物。
进化生物学家将具有这种身体结构的动物称为“两侧对称动物”。第一批动物被认为是径向对称的，然而，现今的大多数动物物种却是两侧对称的。
对珊瑚等采用等待食物策略的生物来说，径向对称的身体结构相当便利；但对采用主动寻找食物的捕食策略的生物来说，这却非常糟糕。如果径向对称的生物需要移动，它们就需要有感觉机制来检测所有方向的食物位置，并且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向任意方向移动。
相比之下，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则让移动变得简单得多。它们不需要一个能够朝任意方向移动的运动系统，只需要决定是向右还是向左调整。
两侧对称动物是唯一拥有大脑的动物。这并不是巧合。第一个大脑和两侧对称动物的身体共享了相同的初始进化目的：它们使动物能够通过转向进行导航。转向便是第一次突破。
现代线虫被认为自早期两侧对称动物以来一直保持相对不变。这些生物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我们线虫祖先内部机制的窗口。
转向的突破需要两侧对称动物将世界分为要接近的事物（“好的事物”）和要避免的事物（“坏的事物”）。
线虫头部周围有感觉神经元，其中一些对光有反应，一些对摸有反应，还有一些对特定的化学物质有反应。为了进行转向，早期的两侧对称动物需要对它们检测到的每一种气味、触感或其他刺激做出选择：我是接近这个东西，避开这个东西，还是忽略这个东西？
当动物将刺激物分为好的和坏的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称它们正在给刺激物赋予效价（valence）。效价并不涉及道德判断，它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概念：动物是否会对刺激物做出接近或避开的反应。
如果一组感觉神经元实际上是正效价神经元，那么线虫认为好的事物（如食物的气味）会直接激活它们。反之，如果一组感觉神经元实际上是负效价神经元，那么线虫认为坏的事物（如高温、捕食者的气味、强光）会直接激活它们。
转向至少需要四样东西：用于转弯的两侧对称身体结构、用于检测和将刺激归类为好或坏的效价神经元、用于将输入整合为单个转向决策的大脑，以及根据内部状态调节效价的能力。但即便如此，进化仍在不断进行微调。在早期的两侧对称动物大脑中出现了另一种技巧，这种技巧进一步提高了转向的有效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情感的维形。
线虫的脑部通过使用被称为“神经调质”的化学物质来产生这些情感状态，其中最著名的两种神经调质是多巴胺和血清素。许多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都被认为至少部分是由神经调质失衡引起的。
线虫简单的大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多巴胺和血清素最早或至少是非常早期功能的窗口。当线虫检测到周围有食物时，就会释放多巴胺；而当食物被检测到在虫体内部时，线虫会释放血清素。
尽管这些情感状态在两侧对称动物中普遍存在，但我们那些更远房的动物亲戚，如海葵、珊瑚和水母，并不表现出这样的状态，其中许多动物甚至根本没有血清素神经元。
这使我们面临一个令人惊讶的假设：情感，尽管在现代有着丰富的色彩，但它在5.5亿年前在早期两侧对称动物中进化出来，其初衷不过是转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