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爱杀功臣?围炉文史

2/15/2026

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韩国公李善长,被朱元璋下令满门抄斩,一门七十余口全部殒命。李善长是大明开国宰相,陪着朱元璋从濠州起兵,一路平定天下,立下赫赫功劳,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此时,距离朱元璋建立大明已经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接连发生,十多万官员、功臣被诛杀,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太子朱标自小接受儒家教育,性情温和,见父亲如此大规模诛杀功臣,实在看不下去,就规劝朱元璋:“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天下和气。”

朱元璋听后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把朱标叫到御花园,指着地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朱标怕扎手,迟迟不敢动。朱元璋这才开口说道:“我是怕你日后拿不住这江山,才替你把这些刺都拔干净。如今我杀的这些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以后当皇帝才能安稳。”

朱元璋的这番话,道尽了他的心思。在他眼里,太子朱标性情文弱,没有自己的杀伐果断,而那些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大多手握过权力,又多是淮西子弟,形成了庞大的淮西勋贵集团,这些人,都是他后代接班的隐患。他必须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些隐患全部清除,为子孙铺好登基的路。

其实,朱元璋刚建立大明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态度。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建立大明帝国。早年他十分推崇《孙子兵法》,但登基后,他却一改往日口吻,公开对臣子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极力推崇仁政。当时,北元残余势力还在辽东、漠北、西北以及云南等地盘踞,对大明形成包围之势,朱元璋还需要依靠这些功臣,帮他稳固江山、扫清北元残余,所以对功臣集团十分倚重。

朱元璋祖籍是沛国相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沛县,和汉高祖刘邦是同乡,而刘邦也有屠戮功臣的先例。朱元璋的祖父辈因为家境贫寒,多次迁徙,最终定居濠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朱元璋在家中排行第八,小时候家里穷,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父亲给他取名朱重八,直到参加红巾军后,才改名为朱元璋。

朱元璋的童年过得十分凄惨,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勉强糊口。后来,饥荒和瘟疫接连发生,他的父母和大哥先后去世,家里一贫如洗,连块下葬的地都没有,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接济,给了一小块薄地,才得以安葬亲人。父母去世后,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到皇觉寺剃度为僧,想靠念经混口饭吃。可没过多久,寺里也缺粮,他只能被迫离开寺庙,当了三年游方僧,四处乞讨流浪。后来,他在自己撰写的《皇陵碑》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流浪生涯,字里行间都是艰辛,说自己白天赶路,晚上投奔古寺,思念父母却无处可寻,身心俱疲,如同风中蓬草。

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在儿时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了红巾军,从此踏上了军旅之路。因为他出生在淮河流域,所以身边聚集的亲信、功臣,大多是淮西人,这就形成了后来的淮西勋贵集团。1370年,也就是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封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六人为公爵,这六个人全都是淮西人;另外还封了三十位侯爵,其中绝大部分也都是淮西人,当时民间有诗句形容这种情况:“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这些淮西勋贵,跟着朱元璋打了十几年天下,功成名就后,渐渐变得恃功而骄,很多人开始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甚至在朝堂上对朱元璋也失了臣子的礼数。朱元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深知元朝末年,就是因为豪强割据、官员腐败,才最终亡国,所以对这些勋贵的所作所为十分警惕。为此,他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这些功臣,不要因为功劳大就骄傲自满,不要因为爵位高就懈怠,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荫及后代。

可随着北元残余势力逐渐被扫清,朱元璋对这些功臣的倚重,慢慢变成了猜忌和杀意。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而这些人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一旦自己去世,年幼的子孙根本驾驭不了,必然会威胁到朱家的江山。于是,一场针对功臣集团的屠戮,悄然拉开了序幕。

1380年,也就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同时屠灭其三族,还牵连了大量官员,前后共有一万五千多人被杀。胡惟庸案后,朱元璋趁机废除了中书省,废除了沿袭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把政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与此同时,他还将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的方式,掌控了军权。

为了更好地监视百官,朱元璋还设立了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锦衣卫的人遍布京城内外,专门侦察官员的一言一行,一旦发现异常,就直接向朱元璋汇报,不用经过任何审批。朱元璋曾得意地对身边人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在他眼里,锦衣卫就是他的爪牙,能帮他震慑百官,清除异己。

胡惟庸案过后十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掀起党狱,声称要追查胡惟庸余党,将已经七十七岁、早已告老还乡的李善长,也拖入了案中。李善长是开国第一功臣,还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此时的他早已不问政事,却还是被安上了“协助胡惟庸谋反”的罪名,一门七十余人全部被斩。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李善长是冤枉的,虞部郎中王国用,更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书为李善长喊冤。他在奏折中说,李善长已经位极人臣,富贵到了极点,而且和陛下是亲家,根本没有必要冒着灭门之险,去协助胡惟庸谋反,这样的罪名,实在难以服众。他还请求朱元璋,不要再大肆杀戮,以免伤了天下人心。没想到,朱元璋看完奏折后,并没有发怒,也没有处罚王国用。他自己心里清楚,李善长是冤枉的,胡惟庸案牵连的很多人,都是被冤枉的,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清除隐患,巩固朱家的江山。

太子朱标,一直不认同父亲的做法,他觉得父亲诛杀过多,太过残忍。在李善长被杀后,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宋濂。宋濂是朱元璋亲口称赞的“开国文臣之首”,当了朱标十几年的老师,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后来因为被牵连进胡惟庸案,朱元璋就下令要将他处死。

马皇后得知后,极力规劝朱元璋,她说,民间的百姓,尚且知道要尊敬自己的老师,何况宋濂已经退休多年,一直住在乡下,和朝堂没有任何牵扯,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可朱元璋心意已决,不肯赦免宋濂。吃饭的时候,马皇后故意不沾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她原因,马皇后回答说,宋先生快要死了,我这是在为他祈福。朱元璋听后,心里才有了一丝触动。

而性情文弱的朱标,为了救自己的老师,更是挺身而出,以投河自尽相逼。朱元璋没有办法,只好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将他全家流放到茂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北部。当时宋濂已经七十二岁,年老多病,根本经不起长途颠簸,走到夔州的时候,就病逝了。朱标虽然保住了老师的性命,却也深深感受到了父亲的决绝和残忍,心里满是无力。

其实,洪武初年,朱元璋和功臣们的关系,也曾十分融洽。在历经十六年的征战,终于建立大明后,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还是有感情的。每当有功臣去世,他都会十分感伤。比如鄂国公常遇春去世后,灵车回到南京,朱元璋亲自到灵前祭奠,痛哭着返回皇宫;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朱元璋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卫国公邓愈去世后,朱元璋悲痛万分,下令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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