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习英文背后的战略眼光水煮历史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自学过英语。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做好国际国内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更加重视挤时间学习英语，阅读大量英文参考资料。毛泽东阅读英文资料，一方面是为了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为决策、谋划、处理国际事务服务；另一方面他还把阅读英文资料当作调节大脑的独特方法，一种书看久了就换另一种书看，从而使自己高度运转的大脑得到休息。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细想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
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这个小故事记载了毛泽东当年自学英语的一条习惯做法，把要记的单词、短语用类似读音的汉字标注在旁边，这样一看注写的汉字就知道了这个单词或短语的读音了。毛泽东这个学记英语单词的独特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的岁月。
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
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
从此，在英文里就多了一个paper-tiger的复合词汇，并且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时隔20多年，1973年2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笔者在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知道，毛泽东晚年每天喜欢看新华社编印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爱看国家外文局编印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等。他每天用心钻研学习这些英文书刊资料，如同每天看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参考消息》一样，重要的是为了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动态，为了更好地学习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知识，把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看这些英文资料，除了看有关各国的重要新闻报道文稿外，对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传记、演说、谈话等书刊也饶有兴味。他说，这些书刊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善于从多种中英文书刊参考资料上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的情况，学习掌握的丰富国际知识，常常使得一些著名的外国记者为之惊讶。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毛泽东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毛泽东虽然出国不多，也没有去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但是，他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和把握都是很准确的。这同他经年累月、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的中文、英文书刊资料和新闻报道是分不开的。
高夫·惠特拉姆
对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也谈过他与毛泽东一次近一个小时会见时的情景：他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毛泽东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阅看英文参考资料书刊像读中文书刊一样，爱在所读的书刊资料上圈圈画画，读到重要之处，他总是习惯用红铅笔或黑铅笔在有关的文字旁画上粗粗的着重线或圈圈点点；在有疑问处则打问号或写出质疑；发现有差错还认真地加以校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他还做眉批旁注，并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如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有20篇文章中做了眉批旁注，在有关的报道中画了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杠杠线线。
毛泽东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立面意图的有关报道，常常批示有关报刊转载，或者印发有关人员参阅。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杜勒斯的两篇演说和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的一个声明等三篇报道亲自重拟标题、重写提要，批示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
毛泽东在学习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注重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1957年12月12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5个月，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1958年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舆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毛泽东明确认为，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