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风华正茂自由的茨冈
校长此时很忙。吸引当时年轻人负笈东渡的原因很多，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的井然有序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但吸引校长的不是这些，或者不仅是这些。严格地说，吸引校长的是一场战争。
当然不是甲午战争，校长认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很正常的，就像蒋廷黻说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统统都是中古的人民。
1900年7月，沙俄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03年8月，日本向沙俄提出交涉，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遭到拒绝。1904年2月6日，日本照会沙俄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然对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发起攻击，日俄战争爆发。五月间，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舰队，全歼由波罗的海赶来驰援的俄罗斯大型舰队。
一个亚洲国家居然能击败欧洲大国，校长如今想的可不是去保卫大清，而是投笔从戎做个革命党人，让自己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时，国内各个反清组织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会，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陈其美带领校长与会，不仅认识了孙中山，而且加入了同盟会。
校长自视甚高，其实自视甚高也正常，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嘛。不好说他读书少，但读书窄是肯定的。他在日本的同学大都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如此，他还是结交了几个终身的朋友，譬如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同学张群，以及来自贵州的何应钦。
后来又认识了来自湖州的留学生戴季陶。
我一直不解的事是校长为什么能在自己身边聚集一群死忠或比较死忠的分子，这些分子有许多是他年轻时拜把子拜来的，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往往伴随一生，荣辱与共。当然，更多的则是在他真正担任了校长后麾下的莘莘学子。
例如张群，例如何应钦，例如陈诚，例如顾祝同，例如黄百韬，例如胡宗南，例如胡琏……
这个人打仗是真不行，但他似乎认为自己还行，可是史迪威和罗斯福认为他确实不行，于是在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一脸严肃地匆匆来到校长在陪都的官邸，将一封罗斯福给他的电报亲手交给他。电报内容很简单，就是请他立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犹豫。
校长看了电报后老泪纵横，这位日记狂人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后来他重新拿回了指挥权，亲自指挥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和平津会战，然后浩荡渡海，一去不回。
校长也不大懂怎样带自己的干部队伍，教员就比他聪明得多，教员说做领导的其实就是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他也出主意，但出的是馊主意；他也用干部，但用的是笨干部。举一个例子：内战爆发之初，校长任命战将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是，不管薛岳在抗战中有多大的名气，立过多少战功，但他这次面对的是战神粟裕。薛岳的死板教条遇上粟裕的灵活机动，连遭挫败，特别是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中损失惨重。校长不是帮薛岳总结经验，而是将其撤职，改派顾祝同接替。粟裕闻之大喜，说：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象征着国民党日暮途穷，灭亡不远了！
有人说校长知人善任，我都不晓得这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品质。我只讲一件事：读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安事变”的极其重要性，有了“西安事变”，中共从绝境中获得生机，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浩荡开入敌后，然后迅速扩编，到抗战胜利，已经从合作之初的三万军队，变成了百万人枪。大家都称赞张学良，其实最应该称赞的是校长——他随便从云南广西四川调一个军阀来陕西，只要不是小六子，都绝不会有“西安事变”。
知人善任非校长莫属。
与教员相比，校长还有不少逊色之处。我读过教员的军事文选，内战爆发后粟裕在苏中大打出手，教员至少有五次急电粟裕，授予他独断大权，要他在紧急时刻不须请示，自己临机处置。我也看过许多国军将领回忆校长的文章，都是说校长在战役紧张进行中不断来电指挥，战略战术面面俱到，耳提面命婆婆妈妈，朝令夕改，将领们不胜其扰。
而且校长似乎并没有什么理论。他的干部队伍如死水一潭，毫无波澜。但是他似乎有一个特点：很看重友谊。他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常常伴随一生。有时即使朋友不在了，友谊还在。
例如戴季陶。
戴季陶1905年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因发表抨击清王朝的文章而遭到通缉，逃往南苑槟榔屿，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先后任职于《上海日报》等新闻媒体，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专著。
戴季陶颇得孙中山青睐，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然后任孙中山秘书，受命联络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他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然后回到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6年是一个有趣的年份，这年的10月6日，蒋纬国诞生，然后被校长收养。这并非坊间议论，蒋纬国先生在他的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中表示其父是戴季陶，其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一般来说怕老婆的男人不会出去风流，但戴季陶不同，他是既怕老婆怕得要死，又要风流的天昏地暗。孩子呱呱坠地，却瞒着家里的母老虎钮有恒。这钮有恒也不是一般人，原名钮浩，字养吾，湖州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凭一口流利的日语为孙中山担任联络工作，还参与制作了第一面起义用的五色旗。与戴季陶成婚后，积极支持他的革命活动，戴季陶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钮有恒则负责孙中山的饮食起居。后来戴季陶官做大了，做了中执委和考试院院长，有点飘。有一次演讲超时，钮有恒便通过摇铃来打断他的演讲。
重要的是，钮有恒还大戴季陶五岁——还是人家国民党，早就时兴小鲜肉了。
那时国民党集团有著名的河东三狮，都是老公惹不起的剽悍娘们儿。钮有恒是一个，还有一位民国元老叫张继，河北沧州人，沧州有习武的传统，张继也不例外，一身武艺。
张继在日本就读于早稻田的政治经济系，热衷阅读日本人翻译的《法兰西大革命》和《民约论》等书籍，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有的主张革命，有的主张改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曹汝霖回忆说有一次集会演说，他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如果实习排满革命，人民不知道要流多少血。张继上台怒斥，说曹汝霖讲革命要流血，人民遭受痛苦，不错，但是现在人民不也是受苦吗？张继越说越气，竟脱下一只皮鞋向他砸过来。他也不客气，也脱下一只皮鞋回敬过去。然后便要动手，被同乡们劝开。
后来黄兴派张继北上刺杀慈禧和光绪，因为他除了一身武艺外，还是北方人，不易被察觉。张继欣然从命，立即从广东北上。可惜后来因为黄兴没有筹措到经费，刺杀行动无疾而终。
不久，黄兴准备趁慈禧庆祝大寿之际发动起义，占领长沙。不料泄密，湖南清军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继双手持枪，贴身护卫黄兴脱离险境。
就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却怕老婆。他老婆叫崔震华，也是河北人。张继怕老婆是出名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本来已经签了字，但是第二天又要去掉自己的名字。大家问他为什么？他红着脸说老婆不让我签字。有人嘲笑张继，说你豪气干云，像老虎一样，怎么怕老婆呢？他说我是老虎不假，问题是我老婆是狮子，百兽之王，焉能不怕？
此即河东第一狮。
陈璧君是第二狮，她的事大家都知道，不提。
第三狮即戴季陶媳妇。
戴季陶按说也是一条好汉，1912年5月，熊希龄签订卖国条约，舆论哗然，群起攻击。5月20日，作为《民权报》主笔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短文，题目就一个字：杀。全文如下——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专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四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囚犯问他因何被捕，他慨然回答：“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
当晚，妻子钮有恒赶来监所探视，勉励他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杠杠的两口子。
戴季陶还颇有诗人风采，著名的《三民主义歌》是他作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43年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
似乎现在民进党那伙瘪犊子每逢节庆还是一脸痛苦的在唱。
因为钮有恒比戴季陶大五岁，戴季陶一直称呼她“姐姐”，既恭敬，又亲切。他也颇畏惧姐姐，他是话痨，偏偏他姐姐烦话痨，便制作了一个铃铛。每逢他在客厅跟访客滔滔不绝口沫横飞之际，姐姐便在书房摇铃，于是谈话戛然而止，送客出门。据说有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戴季陶口若悬河收不住了，便有人递上来一个条子，只有五个字：你姐姐来了！戴季陶立刻闭嘴，张皇四顾。
其实怕老婆并不丢人，胡适之在二战时有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民主。”
1959年12月17日胡适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人举办的祝寿会上发表演说有一次提到怕老婆的事，他说：“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
戴季陶的小无畏精神还是值得赞许的，老婆那么凶，他竟敢偷偷生个儿子出来。也幸亏有校长这样的至诚朋友为他善后，也幸亏校长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姚冶诚，这位姚姑娘原本是江苏吴县的小家碧玉，因为家道中落而在上海的风月场所做侍女。那时正是校长的荷尔蒙爆棚时期，她与校长结识并开始共同生活。校长在外闹革命，自然无暇处理这些事，便请姚姑娘出力。姚姑娘也是豪爽的江湖儿女，二话不说，依照校长的吩咐，抱着戴季陶的儿子来到溪口蒋家，从此洗净风尘，就在这里把熊孩子一天一天养大。
依哥哥经国的名字，来了一个纬国，一经一纬，纵横天地。
1927年蒋宋大婚后，姚姑娘便迁居苏州，但仍然保持着与纬国的母子深情。后来抗战爆发，她随养子先后辗转与南京、重庆等地。再后来政权鼎革，年过花甲的姚冶诚随纬国移居台湾。
1966年，她在台北病逝。
姚姑娘与纬国的故事，真像是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里说的：“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校长暂且告一段落，该说教员了。
前面说过，那时教员最重要的朋友就是萧子升。
其实他们很早很早就相遇相识了，但相遇贵相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友谊变得越来越知心，志趣也越来越相投。
他们的首次相遇是在1910年，那时少年教员离开韶山冲独自前往湘乡的东山学堂读书。一进宿舍，便看到萧子升和他的弟弟萧子璋。
说实话，萧子升的弟弟我一点都不陌生，当然，不陌生的是萧三而不是萧子璋。我爱读诗，偏偏萧三又是个诗人。记得少女时代，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看到胡乔木的一首长诗，题目是《悼诗人亡友萧三》，看了一遍，居然背下来了！
在一个秋夜，没一点喧哗
你悄悄的进门，像是回到了家
久违的老友啊，坐下请喝茶
拉拉咱俩过往的生涯
少年的美梦够多么开怀
壮年的战斗够多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