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8：1的窄门前，考公救不了“失意”中年人冷杉RECORD

留给这届中年人的时间，向后宽限了三年。

1月14日，2026年度国考笔试放榜。这个决定命运的数字跳出来之前，38岁的张琪决定先用钱买下一点赢面。傍晚六点半，他顺着下班的人流走到街边，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向市中心的考公培训机构。他要去上一对一的面试课，每小时700元。他已经预交了1.1万元的学费----这笔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底薪，够交三个月的房贷。

一个多月前，张琪刚走出国考考场。彼时在一张张满是胶原蛋白的脸庞中，他的出现显得突兀。那天他穿着笔挺整洁的衬衫，鬓角的白发有些扎眼。他在人群中努力寻找，偶尔才能发现几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考生。

和年轻人的轻松自如相比，他们显得格外局促。

“年轻人可以等笔试成绩出来再准备面试。我这个年纪，耗不起了。”坐在培训教室的角落里，张琪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答题框架。

这曾是一扇被焊死了30年的门。自1994年以来，“35岁”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无数中年人挡在体制的红线外。但在2025年10月14日，国家公务员局官网发布了公告，将202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考试的报考年龄上限，放宽至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延伸至43周岁。

这道突如其来的裂缝，让张琪这样的中年人看到了机会。

张琪并非孤身一人。在他身后，挤满了想要“上岸”的大龄考生----在医院实验室漂泊了13年的赵天乐，想在38岁前脱掉那层“临时工”的皮；背着两万块月供的吴洋，离开大厂后四处碰壁；亏光生意的朱林，认准了“上岸”才是唯一出路；还有袁丽，她正试图从民办学校和家庭权利的边缘挤向中心。

在98:1的窄门前，这张准考证成了他们关于尊严与生存的孤注一掷。

脱掉那层“临时”的皮

在培训班的教室里，张琪习惯对着镜子练习面试答题。眼神坚定，声音洪亮。

这样的反复练习，之前也有过----35岁前，他两次冲击公考，都败下阵来。35岁生日一过，他就死心塌地地把教材塞进角落，笃信自己这辈子与“体制”再无瓜葛。

工作十余年间，张琪做过招投标代理，也做过环评，但都干不长久----有时是公司倒闭，有时是他被优化，有时是跟老板理念不合主动走人。

最近这份工作，是在亲戚开的通信设备公司跑市场拓展。整个部门里，张琪是最年长的员工，那些比他年轻至少5岁的同事，在酒桌上比他能喝，在工位上比他能熬。即便公司暂时没有裁员计划，但眼看着外账几年收不回来，张琪心里开始打鼓：万一公司倒闭，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去哪儿？

大学同学里，有几个早早考上了公务员。他们级别不高，可日子过得四平八稳，聚会时总透着一种被体制“保护得很好”的从容。年龄越大，张琪越羡慕那种“很爽、很稳定”的状态。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得知国考年龄上限放宽后，他决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为此他给自己制订了详细的复习计划：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刷题，下班后抽出两小时梳理知识点，周末则全天泡在图书馆攻坚。

在那笔1.1万元的面试培训费面前，他没有丝毫犹豫。他承认自己抱着某种幻想，“只要上岸，就无需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考公培训老师。

这种对“身份”的渴望，在赵天乐身上被拉长到了13年。

赵天乐同样38岁，体态微胖，架着无框眼镜，习惯把自己装进一身深色的行政外套里，看上去比谁都像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这副皮囊就是他内心的投射。他似乎迫切地想要钻进那个系统，甚至提前为自己修剪好了形状。

2009年从生物科学专业毕业后，赵天乐在父亲的强制下，第一次走进公务员考场。

彼时他对“体制内”没太多概念，更向往的是制药企业的研发岗位。“当时年轻，觉得考公就是完成父母的任务。”许多年后，他依然记得那个年少轻狂但有梦想的年代。

那次考公自然以失败告终，然而赵天乐也没能如愿进入制药行业。父亲动用了所有人脉，将他安排进了家乡一所三甲医院的实验室。“正式工作”的承诺背后，是一份三方派遣合同----他的劳动关系隶属于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医院只是“用工单位”。

这意味着，他成了这家医院中地位尴尬的临时工。

每天早上七点半，赵天乐准时穿上白大褂，刷卡进入实验室。工作单调而重复：配置试剂、喂养小白鼠、记录实验数据。每月收入固定在几千元。医院的年终福利、职称晋升、住房补贴，所有能体现“正式身份”的待遇，都与他无关。

日常还有些打杂的工作----取快递、整理文件，甚至帮正式员工接送孩子。只要有人开口，他很少拒绝。“毕竟是派遣身份，腰杆硬不起来。”医院有活动需要凑人头时，他和其他派遣员工总会被第一个通知，穿着统一的服装坐在观众席上。

这种“编制外”的卑微，总会在家庭聚会上达到顶点。

刚结婚时，岳父一家因为他“在医院工作”的身份，对他颇为客气。自从妻子的妹妹嫁给了一名乡镇公务员后，一切都变了。“妹夫所在的地方经济条件并不好，他也只是个普通科员，但每次聚餐，亲戚们一口一个‘主任’‘乡长’地喊着，真令人作呕。”

更让赵天乐难堪的是，亲戚们总当着他的面说，“天乐啊，你还年轻，再考考。等考上了，你妹夫还能帮帮你。”

赵天乐不是没有努力“上岸”。从25岁到35岁，国考、省考、事业单位考试，只要符合条件的考试，他从不缺席。柜子里堆满了历年真题、辅导资料和培训机构的讲义。“各种培训班都报过，线下的、线上的、一对一的。”他没算过具体花了多少钱，“十万块肯定打不住”。但十年间，他只进过两次面试，都因综合成绩未达标而被淘汰。

某“上岸”培训班广告。

为了成功上岸，他甚至动过报考高海拔地区岗位的念头，最终因为笔试成绩差了几分未能如愿。

35岁生日那天，赵天乐知道自己的考公之路走到了尽头----按照往年政策，35岁是报考的年龄上限。2024年，他回岳父家过年。饭桌上又聊到考公的话题，赵天乐故作轻松，“我早超龄了，这辈子也考不上公务员了。”

岳父听了，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夹了口菜。过了一会儿，妹夫来了，老人立马起身，快步走上前热情地握手寒暄。赵天乐从未见过他如此真切的笑容。

对于张琪、赵天乐这样的“身份割裂”的中年人来说，考公年龄上限的放宽，更像是国家在延迟退休的背景下，给了他们一次“洗白”的机会，让他们有希望撕掉身上“派遣”“临聘”或“私企打工人”的标签。

窄门里的最后保单

如果说身份认同是一种精神救赎，那么对于吴洋和朱林来说，考公更像是一个避难所。因为在尊严之前，更紧迫的是活下去。

数据冷静而残酷。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71.8万，报录比高达98:1，创下历史新高。更让中年考生绝望的是，超过67%的岗位依然限定为应届生。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大龄考生，只能争夺剩下不到三成的余粮。

和年轻人竞争，大龄考生往往面临更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