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自由亚洲电台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图片：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网络资料）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
“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
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大饥荒：
“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１９５８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
“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５８８人吃掉３３７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１２５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８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２３户吃掉５７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８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各位听众，你刚刚收听的，是的五集特别报道：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是第一集，下次节目请继续收听。
图片：中共五十年代末的极左政策被认为是大饥荒的肇因之一。图片显示当时曾风行一时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网络资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上一集我们谈到，曾任甘肃省临夏州州委书记，后来曾长期担任甘肃妇联副主席的李磊，在她书中透露的临夏州各公社大饥荒时期发生的人吃人的情况。
甘肃省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三年大饥荒情况眼中，１９５７年该省人口约１２００万，三年饿死人数超过一百万。美国劳改基金会获得的由宁夏慰问团调查整理并交给中共甘肃省委的一份文件，显示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到６０年４月的六个月当中，临夏和和政县两地有七十五人被吃掉，其中十一人是被杀死吃掉。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２００９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的文章中写道：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
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志远，1958年曾任安徽亳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之后,梁先生对发生在亳县当年大饥荒年代中的吃人事件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的情况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据该文介绍，亳县的吃人事件不仅父母吃掉死去的儿女，儿女也吃死去的父母，甚至出现父亲杀掉亲生儿子吃掉的事件。同类的事件在大饥荒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春天达到顶峰，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在城郊有，在集镇有，也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出售人肉。文章表示人吃人的事情：
“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的村庄。”
《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对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各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墓碑》一书在香港出版。他表示，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这三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人吃人的惨剧，有文字记载的就有数千起。
“安徽、山东、四川这些地方，甘肃、青海都出现过，甚至江苏这样的富裕的地方也有，但我书里面都有。当时有记录的人吃人的事件有几千起，安徽就有一千多起。”
四川省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省份。根据杨继绳综合各种数据来源的估算，该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死亡的人口在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之间。在四川，人吃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纪录：
“大邑县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３日把八岁的亲生女儿李水清，和九岁的亲生儿子李永安，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和淹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社员潘素华，女，４１岁，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６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华当晚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１.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周裕光，女，３９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６０年３月１６日下午，将同队杜之田刚死两天的两岁小孩挖出，拿回家煮吃。”
根据《墓碑》一书介绍，四川省主政的李井泉执行毛泽东大跃进政策最彻底，发生大饥荒之后仍抵制中共中央整顿生产恢复经济的政策，因此饥荒比其他省份时间更长，四川饿死人数为中国最多的省份。而四川死人最严重的有两个县，一个是涪陵地区著名的鬼城丰都县，另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丰都县大饥荒期间饿死了十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荥经县县委书记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说，该县死了一半人，有些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别的地方调去。
资料图片：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大饥荒，图为饥民在捡菜叶。（百度百科）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