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母亲教我三千字杨建邺

杨武之在1923年去美国后，先在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读了三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后，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1924年秋天，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

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曾与吴有训先生同住一间宿舍，成为室友。吴有训先生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物理学家，曾经帮助他的导师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教授纠正哈佛大学反对“康普顿效应”实验的错误。后来杨振宁读西南联大时，吴有训也在这所大学执教，曾任该校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解放后，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77年去世。

杨武之为人正直，诚实，忠厚无私。吴有训曾说过，杨武之具有磁铁一样吸引人的性格。

在芝加哥大学，杨武之师从美国著名数学家列奥纳德·狄克逊(Leonard E.Dickson，1874—1954)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杨武之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也是我国研究现代数论并发表创造性论文的第一人。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年夏天，杨武之乘海轮回国，在上海登岸。杨振宁和母亲从合肥到上海专程迎接父亲的归来。对于6岁的小振宁来说，爸爸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对于罗孟华来说，那真是让她激动不已的时刻。

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以从她的女儿杨振玉的回忆中看到：“父亲和母亲是自幼定亲的旧式婚姻。父亲虽然留过洋且有博士学位，但他和文化程度只有初小且缠过足的母亲之间终生都是相亲相敬的。父亲留学美国时，母亲带一岁的振宁在家乡合肥，亲友中有人对母亲说现在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会抛弃旧式的妻子另娶新式的女学生，母亲惶惑之余下决心，万一父亲真是这样，她将自己一个人抚养振宁成人。父亲自美返回上海之前，即电报母亲要她带振宁去上海相聚。母亲告诉我们说那时她真是喜出望外，眼泪盈眶。”

罗孟华晚年还告诉她的孩子们，她当时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杨武之回国后果真抛弃了她，她就会带上振宁去天主教堂。那时在离四古巷杨家大院不远处，有一个开办不久的天主教堂，去那儿可以带上儿子去“吃教”。

杨武之离开祖国去留学时，杨振宁仍在襁褓之中，五年过去，儿子已经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孩，他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

他问这个已经有点陌生的儿子：“你念过书没有？”

杨振宁回答说：“念过。”

“念过什么书呢？”

“念过《龙文鞭影》。”

杨武之高兴地说：“那你就背给我听一听，可以吗？”

杨振宁从小聪慧，背书实在不在话下。他流利地背了一大段，杨武之又问：“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这下杨振宁傻了眼，老师只让他们死记硬背，何尝讲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啊！他小心地回答说：“不知道。”

杨武之并没有责备儿子，反倒送了一支钢笔给儿子。杨振宁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笔，因此既惊讶又高兴。

杨武之回国后，厦门大学聘他为数学教授，于是杨振宁随着父母到了厦门，并在那儿度过了幸福的一年。厦门是海滨城市，比起落后的合肥要现代化多了。更大的变化也许是杨振宁进了比较现代化的小学，而不像原来要在私塾先生面前整天背书了。

1995年8月30日，杨振宁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回忆说：

1928至1929年，我曾在厦大校园内居住了一年，度过我的童年时代的一年光阴。对那一年的经历我有极好的回忆。那时我家住在听说现在叫做白城的区域，紧靠海边。美丽的海、美丽的天是我人生旅程的一部分。我觉得那一年，是我一生中关键性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出生在安徽合肥，我头六年是在合肥生活的。厦门那时比起今天虽然是一个很旧、不那么先进的城市，可是比起那时的合肥还是非常先进的。我在合肥时，全城没有电，我第一次用上电是在厦大；我在合肥从未见过抽水马桶，我第一次用抽水马桶也是在厦大。

那个时代的厦门大学校园很小，基本上有五座楼，其中有一座楼的一楼进门右边一个相当大的教室借用来给厦大教职员子弟念书。那时教职员子弟一共只有十几个，就请一位教师来教。这位教师是浙江人，叫汪泮庆。我们无所谓分班，汪老师按每个人的进度来教。所以讲不出那时我是在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的成绩还算相当不坏。我的国文和算术比较好，可是手工非常不行。

在厦大那一年，之所以是我一生中关键性的一年，原因可以说是从19世纪跳到20世纪。

杨振宁演讲时说他的“手工非常不行”，起因于有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泥捏一只鸡出来。他捏好以后大约还十分骄傲地带回家让父母看，以显示他的能耐，但父母却说：“做得很好，是一支藕吧？”

厦门大学位于海滨，与风景美丽的旅游胜地鼓浪屿相距不远。每到闲暇之时，杨武之就会带着妻子和儿子到海滨散步。小振宁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海边拾贝壳。大弟杨振平曾写道：“大哥挑的贝壳常常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

杨武之在厦门大学只任教一年，就由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请到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在厦门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却给七岁的杨振宁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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