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胡耀邦护佑，晚年为胡耀邦作传钱江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也是经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审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卷本《胡耀邦》出版十周年。

十年来，这部胡耀邦传发行广泛。到目前仍是受读者欢迎和信赖的版本。它为今后胡耀邦传新版本提供了基础。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

这部人物传记的署名为：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唐非、严如平执笔撰写。全书的写作和修改超过15年。这5位撰著者，本文作者都认识，都做过专题访问，有的做过多次。

传记署名中名列第一主编的张黎群辞世于2003年，是在《胡耀邦》3卷本出全前12年，他甚至没有看到2005年《胡耀邦传》第一卷的出版。为什么还将他推作传记写作群体的第一人？

上述5人中，笔者最熟悉的就是张黎群，曾和他相邻而居，交谈最多，知道将张黎群列名在前，是众望所归。他是人民版首版《胡耀邦传》撰写团队的奠基者和组织者，是灵魂。

《胡耀邦》传记5位主要撰写人。左起：李公天、张定、张黎群、黄天祥、严如平，摄于2000年7月19日

他在红军时代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几年后调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后到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做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社长，受胡耀邦领导。1957年后经历一番坎坷，受批判、被打倒、遭监禁。改革开放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纪委教育室主任等职。

他和老首长胡耀邦相知一生，是人世间友谊故事中一个动人篇章。

锦衣玉食富家后代，注定是旧制度维护者吗

张黎群（1918—2003），原名黎储力，出生在四川盆地西部蒲江县农村一个大地主家庭。三开间大门内是深宅大院，女佣男工。主人有良田多顷，过着衣食丰足的日子。

张黎群5岁时被牵入家塾，拜师发蒙，四书五经烂熟于胸。长大后送到成都读小学、中学。按这个教育模式走下去，上大学、出国留学、找个好前景，至少衣食无忧，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生活于其间呢？

人生没有等式。

后来张黎群回忆，他从小受教育“耕读传家”，善待世人。他的家庭和周围农民平处平安。没有走出家门之前，他以为世界上没有赤贫之人。

10岁那年，他坐着滑竿离开家，到成都父亲身边去上学，一走出闭塞的乡下，立刻看到了满眼的不平等现象——看到了一群乞讨的人。他自己一日三餐，白米饭，有肉吃，眼前却是衣不遮体、蓬头垢面的儿童少年，眼巴巴地等着残羹剩饭。

一个大约和张黎群差不多年龄的女孩走近，说，小少爷，我妈妈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行行好！

张黎群把口袋里的铜钱全都掏出来，放到女孩手里。

再有一个接一个乞讨孩子上前来，张黎群的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

张黎群看到了贫穷也产生了疑问：“我是什么人？”和乞讨者何以不同？能不能让乞讨人都吃上饱饭？

在成都读书的日子里，张黎群开始质疑自己的富家出身，他希望“平天下”，决心为消除天下人的贫穷而努力。在这个前提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发生的日军侵华“九一八事变”，更加激发他的斗志。1936年，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

“文革”之后笔者问过他，当年想过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吗？就一门心思去延安了？

他对笔者说，那时他和朋友们太急切了，日寇进逼，亡国在即。觉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来不及了。只有投身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快速推翻旧制度，然后搞科学、办实业。

言至此没有说下去。1957年以后他吃了很多苦，文革中更是饱尝了“暴力革命”的味道。

张黎群回忆录《一本未写完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本文关于张黎群的经历，相当部分依据这部回忆录

奔赴延安，张黎群听说抗大有个胡耀邦

1937年初春，张黎群和5位差不多同龄的青年学生一起，持段君毅的介绍信奔赴延安。

这6个人清一色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如果沿着父兄的路走下去，大概率可以度过宽裕的一生。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要抗日、投身革命、均贫富于天下，奔向延安是奔向理想。

此例表明，家庭出身和一个人的未来道路不是一回事。人生的丰富性才是这个世界多彩多姿的坚实基础。

19岁的张黎群进入陕北公学，与来自四川的同乡田家英成为同学，田家英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和张黎群一起到延安的杨华村、刘家言、廖仁等人进了抗大。这些青年人对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颇有神秘感。张黎群常听他们说起，抗大有个胡耀邦，老红军，走过长征，年龄不大，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还能引经据典，喜欢和来延安的学生青年聊天。

听到这些，张黎群想去抗大找胡耀邦聊一聊。没有想到，他们的后半生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马列学院学习后，张黎群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后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夹江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中他进入苏北、山东战场办报，济南解放后任共青团市委书记。1950年调团中央，1951年4月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社长）、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52年8月，胡耀邦从川北来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张黎群一见如故。一样的火热心肠，坦诚正直，人世间一段肝胆相照的故事由此展开。

1957年，胡耀邦帮助他躲过一劫

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们，每周到胡耀邦办公室参加例会，一起讨论和研究。张黎群说，胡耀邦是“内行领导办报”，“我对这位近在咫尺的‘同行’，尊之如师，亲之如友。我认为他是一位（身为）政治家的新闻学家，（身为）新闻学家的政治家。我处处留心，万分认真地向他学习办报之道。”

《中国青年报》迅速成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涌现了一批优秀记者和编辑。他们力图履行新闻的社会监督之职，与总编辑张黎群的领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张黎群的性格豪爽奔放，嫉恶如仇，对社会丑恶现象勇于批评，他在1957年5月16日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谈到报纸对谁负责，报纸工作者如何实现媒体责任的问题，认为：“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是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儿独立思考。”

他主张：“报纸的新闻应该抢先。”“其实新闻质量高低，首先表现在时间上。”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1版刊登了张黎群的发言摘要。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首都新闻界开会“鸣放”消息。红框中是张黎群的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