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中，我从沸点跌向冰点安文江

安文江（1944—2013），浙江定海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革”爆发后，他的大字报在复旦校园掀起惊涛骇浪；旋即出任“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负责人，人称“安司令”。1967年1月，他率“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拉开上海“一月风暴”序幕；后因参与“炮打张春桥”，旋遭批斗。1968年，被分配至江西铜矿劳动。1970年代末辗转去广东佛山，在一所高校任教。1980年代后，发表杂文、小说若干，对当年的行为进行记录与反思。2013年9月因意外摔伤辞世，享年69岁。

一位编辑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极其生动的文学作品。”读到这句话，我笑了，笑得很涩、很苦、很沉……

浙江海岛上光屁股的顽童，上海滩好梦幻的少年，复旦园锋芒毕露的才子，“文革”中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司令，矿井下负重爬行的臭老九，还有威信颇高的中学教导主任，荣登红榜的省模范电大老师，浔阳城享有知名度的所谓作家……

这些斑驳的色彩合成我的肖像，这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描绘出我前半生的轨迹。

历历往事，可堪回首！我不怨艾，不嗟叹。命运把我扔进了五味罐，备尝人生的甜酸苦辣涩，我感谢生活的馈赠。

一个人，只要自信的脊梁不断，那么，跌宕曲折的经历便是得难得的财富。

我不想把这笔“财富”匿于密室，所以，在大家鼓励下，我创作了一部中篇报告小说展示自我。感谢《东方纪事》又给了我贡纳“财富”的机会。

“红三司”莽撞的接管风波

“文革”进行到第二年的1967年1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和山头林主的红卫兵组织。

“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得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勇气可嘉的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

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

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1月11日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他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

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

当时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突然翻脸，颐指气使，让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

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

张春桥以中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

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

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

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

花城出版社出版安文江长篇纪实作品《雾迷复旦园》封面秀。

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材料。

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