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几位“假右派”新三届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一次大劫难。作为反右重镇的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些非常荒诞无稽的事情，有一些右派遭遇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右派定性就是无数荒诞怪事之一。笔者将接触到的几例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的案例记述如下，以昭示那段历史是如何将一个人的命运视同儿戏。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化学系53级

金星的哥哥高云龙（随母姓）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

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1957年，金星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他是带着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去上海交大报到的。结果在反右运动中，高云龙被划为右派，美院有人向北大揭发，说金星曾到中央美院“煽风点火”，于是，1958年，北大将一纸通知发到上海交大：金星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免于处分。

于是，金星作为“有政治问题”的人，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北京姑娘祁晏同情他的遭遇，顶住重重压力嫁给了他，他终于有了一个安宁的家。

文革中，金星再次遭难，他被下放到南疆的苏勒县劳动，夫妻同往。这是一个偏远荒僻之地，因县里要办广播站，拉广播线，需要办漆包线厂，而县革委会查遍全县，只有两个大学生都是右派，而只有金星是学化学的，因此将他调到漆包线厂，境遇才有所改善。1970年，金星的妻子生大女儿，遇到难产，是连夜用牛车送到县医院，才保住母女的性命。金星为此很愧疚，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连累了妻子女儿。

文革后，金星获得改正，按政策回到上海交大工作。金星回想自己的半生遭遇，心中窝火，想弄明白北大凭什么将他划为右派，于是，1982年，他到北大人事处，要求查阅自己的右派材料。

不料到了人事处，接待他的化学系书记，也是右派改正负责人，等他说明来意，书记回答说：“你的档案已经从新疆调回来了，档案里面没有任何划为右派的材料。”书记劝他说：“事情过去了，一切向前看①。”

这荒诞的结果和书记的话让金星哭笑不得，金星二十年的苦难遭遇在书记看来如同过往烟云。

从笔者采访中了解的情况看，金星所在的放射化学专业在反右时已经并入核物理专业，这个专业的反右是在北大反右补课中进行，当该专业把右派材料交到人事处时，人事处说：你们的材料交得太晚了，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据此推测，材料交得迟，以至人事处没有来得及将右派材料放进档案，只有一纸划右派通知发到了金星所在的上海交大，这草草的一纸通知注定了金星的半生悲剧命运。

图书馆学系55级

宋运郊是图书馆学系55级学生，在校时是校学生会文艺部的干事。他热情积极，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以活跃校园气氛。

1957年，一个女歌唱家的名字经常见诸媒体，她就是张权。张权四十年代抗日时期就曾经在重庆演唱，很受赞誉。周恩来曾听她的演唱，并很欣赏。周建议她：现在演出条件不好，不妨先出国深造，之后回国为新中国做贡献。张权于是去美国进修，新中国成立后如约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央实验歌剧院。

当时的北大有个传统，每到周末都有高水平的文化活动，比如：邀请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专家学者来做讲座，召开与各路名家的见面会恳谈会，还会组织大型的文艺演出，邀请国内很多著名艺术家、文艺团体，甚至外国访华艺术团体来校演出，很受师生欢迎。

因为张权当时的舆论关注度很高，北大学生希望邀请张权来北大演出。宋运郊作为学生会文艺部干事，代表学生会给张权发出了邀请信，不久后就收到张权的回复，她同意来北大演唱，时间定在1957年7月1日。

那天的演唱会在办公楼礼堂举行，师生们都想一睹张权的风采，礼堂被听众挤得满满的。因为那天是“七一”党的生日，演唱会非常隆重，节目都是歌唱党和毛泽东的，张权的演唱很精彩，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也很活跃。宋运郊回忆：中间休息时收到很多小条，大多是要求她多唱几首西洋歌剧选曲，因为那是她的特长。宋运郊作为晚会主持人，转交了这些条子，但张权看后不假思索地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只唱歌颂共产党的，同学们要是喜欢听别的，我另找时间再来。

本来演唱会是很成功很圆满的，但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不久，张权因鸣放中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在鸣放中，张权接受《文艺报》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从美国归国之后在剧院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她直言：有的领导公开讲：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知道后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本来歌剧院就存在所谓“国共斗争”：一个来自解放区的红色歌唱家代表“共”，而在重庆出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权则代表“国民党”，旧账新账一起算，张权成了板上钉钉的右派。

宋运郊回忆：1957年暑假后开学时，有人通知我去实验歌剧院旁听会议，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批判张权的，会场上有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主要都是针对张权的，有政治观点，也有生活琐事。触目惊心的一条标语是：张权是歌剧院的国民党势力。以宋运郊的年龄和阅历还无法理解这种要把人“批倒批臭”的政治斗争。但是一张不起眼的大字报令他惊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张权拉到北大煽风点火。”这张大字报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校不久，他就进入了挨整程序，走上了从“同志”到“敌人”的暗黑之路。

开始时，图书馆学系张姓书记找宋运郊谈话，谈个人经历，也谈思想动态，比较心平气和。

宋运郊的叔爷爷是党的高级干部宋任穷。在命运的转折关头，宋运郊和哥哥一起去看望了长辈宋任穷。宋运郊回忆：那天叔爷爷跟他谈了很长时间，留下的印象有几点：第一，错误严重，必须认错改正。第二，以他在党内几十年的经验，我们犯了错误，无论多么严重，只要认真改了，还能成为好同志。第三，改造自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下决心。

宋运郊说：回到北大就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斗争。这种批判跟以前的感觉不同，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犯错误”，甚至“错误”都不许提，要承认“罪行”，是“敌我矛盾”。而且，绝不是什么“改好了还是好同志”的问题，是“认罪”“彻底改造”“以求再生”的问题。让宋运郊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右派帽子几乎是他一生难以消弭的印记。

被七斗八斗几乎斗晕了的宋运郊，无法忘记的是，系党总支后来换了一个姓闫的书记，很左，还有点阴，对他也再没有之前书记那种平和的感觉。还有，宋运郊记得，反右第一次公布的名单和补课公布的名单都没有他的名字，真正明确他是右派是让他在右派定性材料上“签字认罪”的时候。

因为是一般右派，宋运郊毕业时受到宽大处理被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天津一所大跃进时新建的院校。刚到单位的时候，有人问过他：你的人事档案材料怎么不全啊！宋运郊不解其意，也无法回答。

宋运郊在这个单位度过了二十多年，戴着右派帽子二十年，不戴帽子将近三年，1981年离开单位时刚刚被调整工资为54元，即便如此还有人找领导反对给他涨工资。

1979年右派改正，宋运郊到北大上访，了解他划右派的情况，才明白他刚到工作单位时有人对他说他的人事档案材料不全的含义。原来他的划右材料是不符合程序的，只有一张用毛边纸填写的草表，上面盖着闫氏书记的私章，没有北大党委的审批。至此宋运郊才明白，他忍辱含冤，历经磨难，当了二十年“假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