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2025：不得不破解的五道难题中国科学报

当我们要与2025年挥手告别时，中国高等教育再次站在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节点。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持续“破五唯”等高等教育改革与人工智能（AI）等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下，这一年，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愈发凸显，需要我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从课堂上打破灌输式教学的范式重构，到对“非升即走”制度的反思；从聚焦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育人内核，到突破“唯绩点”桎梏的多元评价体系搭建，再到专业的供需错位和逆向选择……这些问题看似对象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如果剥去其表面的各种“装饰”，不难发现，其核心所指，恰恰是高等教育得以正常运转的底层机制——课堂教学、专业设置、学生评价、人事制度……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问题的实质正是高等教育底层运行逻辑在外部环境飞速变化下的某种“不适应”，也是这一阶段改革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管理部门、高校、教师等相关方围绕这些问题的改革与探索，也说明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高等教育的底层逻辑进行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塑与调整。

1、思维培养：求索多年，为何仍“有待出发”？

无论学生是否“抬头”，无论课堂是“传统”还是“现代”，一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大学究竟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但在华中科技大学创新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董毓看来，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学者之一，2025年对于董毓而言可谓 “悲喜交加”。“喜”是因为随着AI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董毓表示：“以前那些‘科技大佬’发言谈教育时，主动提到批判性思维的并不多，但2025年，尤其是AI领域专家谈教育时，10个人中有9个人会提到批判性思维教育。”而“悲”则在于现实进展与期待之间的落差。董毓感慨：“努力了这么多年，但国内高校在以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能够适应AI时代的要求、以探究提问和多样反思为特征的实践，几乎为零。”

发出类似感慨的，还有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已在高校从事几十年想象力思维能力培养的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国内几乎没有想象力教育。”

“不管是批判性思维还是想象力思维，都属于高阶思维能力。”董毓解释说，这类能力超越了简单记忆和复述，强调对知识进行加工、整合与创造，体现为探究、分析、评价和创新的综合运用。

“在AI时代，这样的能力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董毓说。

2025年，国内针对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并非毫无动作，如7月在厦门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在想象力教育方面，9月举行的2025银河科幻大会也专门设置了想象力教育专题会议；在北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纪阳以“工程科幻创作大赛”为平台组织学生进行的工程想象力教育实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这些探索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整体乏力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人们对于高阶思维能力在概念层面都存在一定误解。比如提到批判性思维，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否定之学”，一些“批判性思维”课程也以挑逻辑谬误为主要内容。但事实上，批判性思维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探究提问+谨慎反思+创造拓展”的闭环。

至于想象力教育，人们往往将其与“科幻教育”混为一谈。而根据吴岩的理解，科幻教育仅仅算是想象力教育的“入门阶段”，是想象力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但绝非全部。

正是这些概念理解的偏差，导致目前国内高校在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呈现“有形式，无实质”的现状。

“AI时代，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在于促进学生发散思维和全面思考能力的提升，其最重要的两个‘抓手’是提问能力和评估能力，即如何以提问的形式，借助AI获得更好的答案，以及对AI输出的答案‘去伪存真’。”董毓说，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所谓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中，绝大多数没有将这些内容作为重点，仍更多纠结于如何让学生“挑毛病”。

想象力思维的教育面临几乎相同的窘境。大量高校将“想象力教育”与“科幻教育”画等号，并围绕“科幻教育”做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往往被“写偏”。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孙海军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很多高校开设的科幻文学的鉴赏类通识课程，其最大价值在于借助科学幻想提升学生的想象力。但目前这类课程往往更注重科幻作品背后的科学知识，几乎不考虑对学生想象力的开发。”

更进一步看，所谓的高阶思维能力并不只有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思维，还包括创造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辩证思维等其他内容，只是这些内容更加抽象，也更难以通过单一课程的形式融入现有教育体系。

“AI时代，高阶思维能力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进行相应调整。”董毓告诉《中国科学报》，近期《自然》发表的实证研究，呼吁教育领域需强化“批判性思维 +AI工具应用”的双重培养，要将“AI工具应用+批判性思维+学术严谨性”纳入课程体系，从源头规避“认知懒惰”。

“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希望未来我们能真正有所动作。”董毓说。

2、课堂教学：“技术狂潮”中如何“重塑关系”？

2025年秋季开学季，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刊发在《中国科学报》的一篇题为《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2025年9月23日第4版）的文章，引发了众多高校教师的关注。文中，这位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却对于满教室埋头刷手机的学生束手无策。无论他如何改变课堂授课方式，都难以持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王元丰的感受代表了很多一线教师的心声。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智能投影、AI助教、课堂互动软件等电子设备日益成为课堂教学的日常配置，教师在教学关系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学生的注意力也愈发被电子产品分散。

这种由于电子产品的介入而产生的课堂教学矛盾，近年来日益凸显，并最终以“发霉的课堂”为突破口形成了一波集体共鸣。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双一流”高校教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反映：“大学生在课堂上玩游戏很普遍，很多名师都哀叹自己的课没人听，老师再用心备课，也拉不回一个玩游戏的孩子的注意力。”

为了缓解这一趋势，很多高校都采取了诸如“无手机课堂”“手机入袋”“严抓抬头率”等方式，试图重塑课堂秩序。仅在2025年，就有西北政法大学、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或院系在内部实施相关措施。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表示，该做法属于“必要的过渡性措施”，但并非终极解法。“无手机课堂”确实能在短期内提升学生的专注度，但其风险在于，一旦离开课堂，学生仍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换言之，禁用手机可以清理表层行为，但不能修复深层心智。”他指出。

在郭英剑看来，近年来高校课堂无疑经历着一波“技术狂潮”，但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在此阶段，教师在传统课堂中“权威与中心”的地位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引导者与设计者”的角色。

“教师不再只是‘传递知识的人’，还是‘设计学习体验的人’。他们需要掌握学习心理学、数字素养、叙事表达与任务驱动等新型教学能力。”郭英剑说，相应地，学生也需从被动的“听众”转变为主动的“合作者”，学会反思自身的学习节奏、信息选择与专注方式。

“课堂改革的关键不是工具，而是关系。真正的教育创新不是多加一个App，而是重建师生之间的‘共同注意力’。”他说。

受访时，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也多次提到“关系”这一关键词。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老师在师生关系中都应该是‘引导者’，学生始终是主体，教学的本质也永远都是‘教学相长’。”樊秀娣说，无论任何时代，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往往会“倒逼”老师不断进步，他们会提问题，逼着老师更认真地备课。

至于电子产品在课堂上的广泛使用，樊秀娣“并不认为这是问题”。她以自己为例，“我的课程采取高度互动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有机会分心”。

此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于歆杰也曾直言，传统课程模式下，教师会扮演“知识传播者”的角色，在传播知识时，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取各类优质资源已轻而易举，这导致在教学领域“把课讲明白”这个教师曾经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替代。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在具体路径上并不完全相同，但指向却是统一且明确的——当“技术狂潮”深度冲击传统课堂，与其纠结是否应该对抗潮流，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该如何“重塑关系”。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让‘抬头’成为学生新的学习姿态。无论是否使用电子设备，他们都有能力与教师‘面对面交流’，这不仅是教学问题，更关乎人际关系与社会性的重建。”郭英剑说。

3、专业供需：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定力”？

同样需要认真审视的，还有2025年的高校专业供需关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分数越高，理应选择层级越高的学校和专业。但在2025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件事不再那么“自然”。

无论是在高考还是考研季，“逆向报考”的现象正变得愈发明显。很多高分考生不再执着于名校光环，而是转向普通高校的优势专业、成立不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甚至选择职业类院校。这一现象也直接导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2025年的高考录取分数跻身前列。而在考研报名时，不乏考生选择“降级”“求稳”，将专业的市场需求度置于学校层级之上。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理性回归，反映出高等教育系统与人才市场预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