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抄家运动金笔博客

抄家是封建社会里，皇帝对臣子们的最高惩罚：抄家、充公、砍头、发配。我简单查了查谷歌， 这里就有比较具体的数字：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这个数字可能是不完全，因为它一开头提到“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如果按一家四口平均，那么就是一千万户人家。按上海当时情况，他们在被赶走扫地出门前，其中大部分人家应该是被抄过家的。毫无疑问，抄家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页。

我看回忆文革的文章，很多人提到被抄过家。但他们的记忆都差不多，即在抄家前他们毫无察觉，突然家就被抄了。可他们对为什么会被抄家，红卫兵们抄家的过程，还有抄家后那些物品的下落等，都不太清除。文革中抄家的当事人（红卫兵们），他们大都不愿意站出来说几句。政府方面你就别指望了，官方的态度是“艰难的探索”。

有“幸”的是，我对这个运动多少还是有一些记忆和了解的。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我尚未满十足岁，我没参加过抄家，但我跟同龄小孩们，进入过被抄家的家庭瞎逛过，目睹翻箱倒柜后的杂乱以及大人小孩的各种模样。不过这些记忆都是有些模糊不清的，所以我只写我记忆里最清晰的部分，但也可能我的记忆和客观历史是有差距的。

我的家，按我父亲的说法，有两次差点被抄了。一次是我外婆的妹妹（地主婆）因为担心抄她家，悄悄的将家中值钱的细软大包小包的乘长途汽车来到我们家，趁我外婆不注意，把它们都藏在我家的储藏室里。第二天当地的红卫兵们赶来，要抄我们家。所幸我父亲曾是他们县建国后的第一任县长，小镇红卫兵尚有顾忌，他们只是强令我姨婆将她的“珍珠宝贝”都带了回去。另外一次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红卫兵小将们来调查医学院党委书记陈同生（陈当时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兼一医党委书记）。陈同生的资历是很老的。但他被捕过，写过“悔过书”。文革中他不堪受辱自杀了。我父亲对此很难过。父亲和陈同事过几年，那是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同创建“华中建设大学”（这所大学现在还在的，但名字改了）。当时只有两个系，新闻学和中文系。陈是中文系主任，我父亲是系总支书记（父亲说主要管后勤）。陈在简历中把我父亲作为他这个时期的证明人，而我父亲也做了同样安排。红卫兵们来是要我父亲写不利于陈的证词，我父亲不愿意，僵持中他们扬言要抄我们家。但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