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遭美董事会“冷酷切割”!两岸创办人为何难罢免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遭董事会聘请外部律师启动调查并辞去所有职务。这场由董事会内部发动的“冷酷切割”震撼全球。在两岸,创办人被自家董事会逼退的剧本则几乎不可能上演。外界常将此归咎于大陆的“以党领政”或台湾的“家族文化”,但真正决定创办人去留的,是三地企业在股权结构、受托法制与政商权力边界上的底层配置。
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治理逻辑建立在股权高度分散与严格的受托责任之上。经过数十年的机构融资与二级市场稀释,矽谷创办人持股比例普遍偏低,黄仁勋仅持有辉达约百分之三点五的股权。在美国公司法框架下,独董对全体股东负有高度受托责任;一旦创办人个人行为引发国安审查、国会质询或集体诉讼,独董若不果断切割,自身便将面临股东巨额求偿。
这种制度凌驾个人的治理刚性,在矽谷科技史上一再重演。一九八五年苹果董事会支持执行长史考利并解除贾伯斯的营运权;二○一七年Uber创办人卡拉尼克因企业文化丑闻与技术诉讼遭主要股东连署逼宫下台;二○二三年OpenAI董事会亦曾以沟通不透明为由罢免执行长奥特曼。在美式治理体系中,执行长只是受聘的代理人,公司是股东的公器,创办人光环无法豁免于合规与市值风险之外。
反观中国大陆,大型科技企业鲜少出现董事会逼宫创办人,关键在于权力并非由外部独立董事掌握,而是由股权架构与国家监管双重决定。阿里巴巴、京东与小米等指标性科企多在海外或香港上市,普遍采取同股不同权的AB股设计或合伙人制度,创办人以少数股权掌握超过半数的超级投票权,董事会实质上由创办人主导,外部独董不具备发动内部调查的票数基础。
当年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在美国卷入个人风波后,董事会并未将其罢免,因其掌握绝对投票权;直至二○二二年反垄断与平台经济监管环境趋严,刘强东才逐步退居幕后并卸任执行长。同样地,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言触动金融监管红线后,蚂蚁集团上市喊停并启动业务重组,反映的是国家监管对系统性风险的介入,而非美式董事会的内部治理制衡。
台湾上市柜企业极少发生董事会反制创办人的事件,表面上是传统的尊长伦理,深层支撑则是股权集中与人情治理的制度结构。许多大型企业长期透过家族控股公司、投资公司与基金会进行交叉持股,创办人家族往往掌控三至五成以上实质股权。
在股东会席次由大股东绝对主导的前提下,不存在外部股东联手独董推翻创办人的结构条件。
同时,台湾虽已全面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但独董人选高度依赖董事长或大股东的提名与人脉推荐,使其在实务上多半扮演顾问角色,难对大老板发动逆向调查。过去长荣集团兄弟阋墙、大同经营权之争或泰山股权风波,均源自家族内部继承分裂或外部市场派强行收购股权,而非独董基于公司治理启动合规调查。只要企业营收稳定且未涉及财务掏空,台湾商业文化普遍将高层私德视为家务事并采取内部冷处理。
说到底,三地企业谁能动得了创办人,取决于最终否决权握在谁手里:美国交给法律与机构股东,大陆收归国家监管,台湾则锁在大股东的股权与人脉网中。当企业规模跨出本土、资本高度国际化后,这条过去看不见的治理红线,迟早会成为所有华人创办人须面对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