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梁庚长与祖母李素英

我出生于1968年。那时，我的爷爷梁庚长和奶奶李素英已经去世十年。我从未见过他们，也没有听过他们亲口讲述自己的一生。对于爷爷奶奶的认识，主要来自父亲、伯父和姑姑的回忆，来自留存下来的老照片，以及近年逐渐找到的一些历史文献。在我的心目中，奶奶尤其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是我心中的女神。这不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她，而是因为家人讲述的那些故事：她曾在仁济医院工作，与英国朋友往来，在战乱中尽力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我希望趁这些记忆还能够追寻的时候，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写下来。

图一：我的奶奶李素英（1892-1958）和我的爷爷梁庚长（1890-1958）由AI从他们在1911年结婚照上辅助生成。一、十三岁丧父的广东少年我的爷爷梁庚长，祖籍广东中山县上栅村，今天属于珠海下栅检查站一带。上栅村至今还有梁罗两个大姓，梁家祠堂仍在。梁家的辈分排名为：“业成传其子，厚德永光昌”。我父亲属于德字辈，我则属于永字辈。爷爷十三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在两个哥哥的帮助下，他来到上海谋生。据我父亲讲曾祖父曾在扬州一带做过盐商。珠海（香山县或中山市）一带靠近澳门和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珠海的唐家一带，也出过很多历史名人。我认为爷爷可能在早期受过英文教育。据姑姑回忆，爷爷的英文比中文更熟练。家乡靠近澳门，是否曾为他早年接触英语提供便利，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不仅能够用英文工作，也与不少英国友人保持长期交往。我父亲说，他最初在英国教会创办的仁济医院做小工。现在看来应该是1905年，爷爷时年15岁进入仁济医院担任学徒。那时的上海，医学教育和医院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进入这样一所医院，意味着接触到此前难以想象的知识和机会。爷爷很可能是由仁济医院培养的最早的华人医生或者之一。改变爷爷命运的人，是英国医生笪达文（Dr Cecil John Davenport）。据父亲讲，笪达文发现爷爷非常聪明好学，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并帮助他接受医学教育。此后，爷爷由学徒逐渐成长为药剂师、内外科助手、住院医生和病理专家。这一职业历程，也见于苏精教授《仁济济人》的记载。二、1915年：他放弃了哈尔滨的高薪职位见于苏精教授《仁济济人》的记载，爷爷的成长并非只得到仁济医院内部的认可。1915年，东三省防疫处总办伍连德聘请爷爷前往哈尔滨的附属医院任职，薪水远高于仁济医院。爷爷原本已经决定接受。就在这时，医院的卜来士（Dr Arthur C. Price）准备离职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爷爷也离开，仁济医院将严重缺乏人手。爷爷于是主动向笪达文表示，愿意放弃哈尔滨的职位，继续留下来服务。笪达文对此十分感激。他不仅在写给伦敦会的书信中提及此事，还在1915年的医院年报里记录了爷爷的忠诚与自我牺牲。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我，不是因为爷爷没有更好的出路，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更好的机会，却在关键时刻选择承担责任。五年后的1920年，爷爷决定辞职，自行开业。笪达文又在当年的医院年报中回顾他的成长经历和1915年的选择。笪达文认为，仁济医院固然因梁医生离去而受到损失，但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独立服务社会，恰恰体现了医院更广阔的使命。这是我非常敬重的一种师生关系。爷爷没有忘记培养自己的恩师；笪达文也没有把学生的离开视为背叛。后来父亲告诉我，爷爷因幼年丧父，几乎把笪达文当成自己的父亲。读到这些历史记载，我更能理解这份感情从何而来。

图二：仁济医院早期人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笪达文医生，前排右起第二人为梁庚长医生三、从医院学徒到上海名医离开仁济医院后，爷爷开设自己的诊所，逐渐成为上海颇有名望的眼科医生。据父亲回忆，在当时上海的广东人中，爷爷在医学界有相当的代表性，是广东人学医的一杆旗帜；他还曾有一段时期担任仁济医院董事会中唯一的华人董事。父亲和我二姑说，特别是我二姑秀文，曾经常在爷爷的诊所帮忙，她当时是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1948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她上大学时停止招生），她于1954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因此她非常了解爷爷的经营情况。爷爷行医收入很高，他的挂号费是一个大洋，每天挂满75个号，所以一天下来最少可以纯赚75个大洋，这还不包括诊费和药费。在1920年代他就有了汽车、洋房和当时罕见的电冰箱，而且还是两个。上海水电路和江湾路一带曾有一处被称作“梁家花园”的产业，占地约二十亩。我叔叔梁慧中发表过一篇文章《梁家花园忆旧》发表在上海滩杂志2004年11期。叔叔说梁家花园，曾被电影公司借去拍电影。而且江青（当年的小演员蓝萍）也曾是梁家的坐上客，据说与我们家还有八竿子打得着的亲属关系。（江青本名李云鹤，很可能与奶奶李家有渊源。）

图三：《梁家花园忆旧》中的照片，后排抱孩子的是我的四爷爷梁维泗从十三岁失去父亲的广东少年，到能够独立开业、养育大家庭的医生，爷爷走过了一条很不容易的路。但在我看来，衡量他一生的，不只有财富和名声，还有他如何对待恩师、朋友与子女。这里我也顺便给我的四爷爷梁维泗也留下一些记录。四爷爷是个历史名人，他是当年的留法学生，后来娶法国太太。曾做过南京民政局长，南京的法国梧桐树，据我父亲讲就是他引进的。他还做过杭州市长。文革时他没怎么挨整，一直过着高级生活。除了他的太太是法国人这个统战原因，据说他与陈毅周恩来这些当年的留法同学有一定的交情，所以就没有动他。四、我的奶奶李素英我的奶奶李素英，与上海仁济医院有着深厚的渊源。据家人讲，她年轻时曾在仁济医院担任手术室护士，可能是医院早期的华人护士之一。她与爷爷梁庚长大约在1911年结婚，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结婚照片（图四）。关于奶奶的早年生活，我主要是从二姑梁秀文那里听来的：奶奶是江苏昆山人，出身于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所谓“衰落”，是我姑姑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个家庭即使已经衰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恐怕仍然算得上一个有相当文化背景的家族，只是无法与后来爷爷事业成功之后的梁家相比。奶奶自幼父母双亡，由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后祖母（即她祖父的续弦）抚养到十三岁。这位后祖母，她可能是昆山李氏宗族中掌握了“义庄”或巨额遗产支配权的当家铁娘子：她的丈夫（奶奶的祖父）则可能在昆山李氏家族中地位极高、财富极多，且这位后祖母极具现代眼光，是个深明大义之人。

图四：爷爷奶奶于1911年的结婚照我姑姑说当时的昆山，能够进入私塾读书的主要是男孩子。然而，李家虽然家道中落，却仍然十分重视女孩子的教育。因此，奶奶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在十二三岁时便被送到上海亲戚家中，接受新式教育。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奶奶后来进入上海著名的晏摩氏女学读书，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晏摩氏女学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初名桂秀女学，后因美籍捐赠者晏摩氏捐建校舍而更名，1910年前后发展为晏摩氏女中。这是一所具有教会背景、重视英文和现代教育的女子学校，学生多来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与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同为当时上海的三所著名的贵族女子学校。后来，我们梁家的女孩子，包括我的二姑，也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奶奶的那些昆山姐妹，后来没有一个返回昆山生活。她们都留在上海工作或结婚，有的嫁给律师，有的嫁给医生，也有的嫁给商人。奶奶还有一个弟弟，据家人推测，可能死于血吸虫病。当时昆山是血吸虫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二姑没有见过这位舅舅，但舅妈和她的子女后来经常到上海看望奶奶。我将上述信息通过谷歌AI查询，结果如下：根据您提供的这些极为罕见的、高度一致的传奇历史碎片，结合清末民初上海与昆山门阀的社会生态，您的奶奶李素英女士最可能出自“初刻迁昆李氏”在昆山县城（老城厢）或靠近上海/苏州一侧（如千灯、玉山）极具维新思想、并与上海洋务及教会圈有极深渊源的嫡系或重要分支。这里为您做深度的家族地理与社会学推演，精准解析她最可能来自哪个“李家”： 1. 地理与宗族归属：昆山县城厢的“初刻迁昆李氏” 清末昆山虽有几支李姓，但唯有城厢（老县城）及周边富庶大镇的“初刻迁昆李氏”（如曾聚居于老城李家厅、大生里一带的族脉）同时具备以下三项硬实力： • 庞大的族产义庄： 13岁父母双亡，普通家庭的女孩在那个时代生存都难。但这支李氏宗族有极长远的族产制度。能在1905年把一个孤女送去上海最顶尖的贵族教会学校、负担常人难以企及的学费，说明其背后的族长或代养人是该宗族在上海极为成功的经商者、洋行买办或高级职员。 2. 精准画像：她背后的李氏族人是哪类人？ 1892年出生、天足、13岁（1905年）入上海晏摩氏女中、后入仁济医院。这一连串的轨迹直接指向了当时昆山李氏在上海的“海派买办与基督教文化圈”分支。 •洋务与买办背景：清末昆山地理上紧邻上海，许多昆山大户人家在上海开埠后，迅速将资产和家族子弟转移到上海租界。他们最早剪辫、最早提倡天足（不缠足）。抚养您奶奶的这位李氏族人，极大概率是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里，具有极高社会地位的绅商或“买办”。 • 与教会（仁济/浸信会）的天然纽带：晏摩氏女中是美国浸信会办的，仁济医院是英国伦敦会办的。一个昆山孤女能在这个系统里一路畅通（读书、毕业、进医院工作），说明抚养她的李氏族人本身就是上海早期教会的核心华人信徒或华人赞助人。 3. 为什么是“这个”李家？在昆山，有钱的地主（如某些乡镇的传统地主）绝不可能在1900年前后让女儿留天足。当时传统的封建大家族认为不缠足的女孩“嫁不出去”，是耻辱。只有“昆山迁沪的开明李家”，才把“天足、读洋学堂、通英文、进教会医院”视为最顶级的新式淑女培养方式。 4. 梁庚长医生与李素英女士的“圈层交汇” 根据您父亲梁定中博士等长辈留下的历史档案，您爷爷梁庚长医生当时深受仁济医院英国院长Dr. Davenport的倾力培养，是上海医疗界广东帮的领军人物，三十多岁就已拥有汽车、洋房，并在江湾创办了“梁家花园”。 • 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梁医生作为仁济医院的青年才俊，他能结识并迎娶您奶奶，正因为您奶奶当时就在仁济医院工作。 • 当时的仁济医院挑选华人女职员极为严格。这也反向证明了，送她去读书的李家，在上海租界的医疗和教会圈子里，拥有说得上话的“体面与底蕴”。总结而言：您的奶奶李素英，来自于昆山“初刻迁昆李氏”中，在清末最早走出昆山、扎根上海租界的维新/买办/教会精英分支。他们用最超前的眼光和宗族力量，保护并成就了这位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天足才女。这段历史在民国上海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圈层中非常典型且珍贵。如果您想进一步在《迁昆李氏家谱》中寻根，或者去昆山和上海档案馆核查，我们还可以顺着这些线索往下看。奶奶还有一位姐姐，是一位缠过足的传统家庭妇女，丈夫曾担任江苏某县的县长。她有一个女儿，名叫王惠英。奶奶对这个外甥女十分疼爱，几乎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女儿。

图五：从左到右：王惠英，二姑秀文，大姑淑文和小姑巧文王惠英后来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曾担任南京建筑工程学校校长，也是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创建人。她还曾担任第三届（或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的丈夫张庸森，又名张至刚，曾任中央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王惠英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与张至刚是师生恋。张至刚的名字刻在中山陵前铜鼎上，是当年中山陵的设计者之一。他们家住在南京兰园28号，是南京工学院的教授住宅。据我父亲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家是南京工学院唯一没有被抄家的教授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功于王惠英的超级处世能力和社会关系。我1986年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与她也有一定关联。当然，我是通过山东省的全国统一高考，凭自己的成绩考进去的，并不是走后门。我称王惠英为 “大姑妈” ，后来给她写信时，信封上则写着 “王惠英先生收” 。大姑妈对我一直不错，应该把我和其他的表哥表姐区别对待。不过，她对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评价并不高。她曾用“吃喝玩乐” 四个字形容他们年轻时的生活。我则认为 “慈母多败子” 。这不是我对父辈不敬，而是我更愿意站在奶奶的立场上看待他们。

图六：爷爷奶奶晚年的合影她还告诉我，当年梁家的生活相当奢华，家里的老妈子甚至分为两类：一类干粗活，另一类干责细活。而我父亲他们谈起大姑妈时，则讥讽地说她：“八面玲珑”，而且对她在文革之中，为了自保，与梁家划清界限耿耿于怀。我年轻时学习成绩不好，长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反面典型，很不受父辈待见。我的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当面说过我一个“好”字。然而，大姑妈却是梁家长辈中，唯一一位在我年轻时便看穿我的人，平且对我比较另眼相看的长辈，这也是我现在感到得意的地方。她有一次用颇为欣赏的口吻对我说，大意是：“你表面上看起来总是笑嘻嘻的，没想到你思想这么复杂！”这句话我至今记得。我想，她大概是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一些领导，那些人都是她的学生那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事情。从1987年开始，特别是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期间，我发表过不少在当时的 “反动” 的言论，也参加过一些活动。1989年5月底，我甚至专程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她的那些学生，应该是故意卖个人情给她，好像是你这个亲戚，事很多，闹得挺欢，言论很出格。我们可以处理他，但想请示一下您的意见。据我表哥后来告诉我，大姑妈曾对他们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是：“他是我小阿姨的孙子。我小阿姨对我很好，你们不要去搞他。” 大姑妈之所以愿意这样维护我，并不完全因为我本人，而是因为她对奶奶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我的奶奶。奶奶在亲友中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大姑妈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她陪奶奶从南京乘火车返回上海，沿途几乎每到一个车站，都有人在站台上等候奶奶，向她问候，给她送东西。那是一个交通和通信都远不如今天发达的年代。亲友们知道她要经过某个车站，便提前来到站台，只为见上一面，送上一点心意。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一个人究竟有多受人尊敬，并不完全取决于她拥有多少财富、地位或头衔，而在于她离开之后，还有多少人真正怀念她。奶奶生前的慷慨，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2010年12月19日，我在上海参加了一次非常特别的小型聚会。此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医者仁心——我的父亲梁定中》，引起了父亲的一些老同学的共鸣。几位当时仍然健在的父亲的老同学，特意为我安排了这次聚会。其中巫协宁伯伯，向我讲起了奶奶的一件往事。有一年奶奶过生日，父亲的同学们集体买了一个蛋糕送给她。我估计，那可能是1951年奶奶虚岁六十岁的时候。奶奶收到蛋糕后，非常高兴。她随后邀请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2届的全体同学，未来的28位医学博士，到上海一家大饭店吃饭。这个故事让我十分感慨：这就是奶奶的体面。大姑妈还告诉过我，奶奶临终时，一直在等她。直到见到大姑妈，才终于安心地离开人世。奶奶并不是一位只在家中操持事务、依附于丈夫生活的传统女性。她年轻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仁济医院担任手术室护士，有自己的职业经历，也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宗教信仰。她与许多英国传教士、护士及教会人士相识，其中包括曾担任仁济医院护士长及护士学校负责人的 Ethel Grace Taylor。祖父母的英国友人中，还有 Albert Edward Small。这些人与梁家的往来，构成了一个跨越中英两国、连接医学、教育与基督教会的社会网络。据姑姑讲，奶奶曾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负责人，也曾担任伦敦会的长老，并长期慷慨地向教会捐款。这些职务的正式名称、任职时间和具体性质，目前尚待历史档案进一步证实。但至少从家族记忆中可以看出，奶奶并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社会身份的家庭妇女。她有自己的职业、信仰、朋友和社会活动。这也是我希望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在爷爷梁庚长的传奇人生背后，奶奶李素英同样有着值得被记住的一生。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奶奶才是主角，而我的爷爷则是配角。爷爷自从进入上海仁济医院以后，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从一位普通的年轻人，成长为上海颇有名望的眼科医生，后来又拥有自己的诊所、住宅和相当可观的财富。我曾经用一句传统格言评价爷爷的一生：“发中等愿，结上等缘，享上等福。”然而爷爷享福太过，特别是享了不该享的福，我认为这造成他的儿孙三代人都没有他命好，三个儿子更是命运坎坷，一言难尽。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家在英国一直都很顺利，是受到奶奶的保佑，而不是受到爷爷的保佑，也是因为爷爷享福太过。而对我的父亲梁定中，我的评价则是：“发上等愿，结下等缘，享中等福。”当然我父亲的坎坷人生也是时代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慈母多败子”，他也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出类拔萃的中国人之一，至少也属于歧视链的最顶端。我的追求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这里的下等福是吃五谷杂粮，高度自律，高度自理和过极简的生活，而这恰恰是我心目中的上等福。爷爷是一个老实而体面的人，但他一生中有一件事情，始终受到家族后人的非议，那就是他后来娶了一位被称为“才色双绝”的美女画家作为小老婆。这件事情对奶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位画家后来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网上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她的介绍，维基百科也有相关条目。然而，令我长期感到不解的是，在有关她的公开传记中，爷爷的真实身份似乎一直被有意无意地模糊处理。人们只知道她嫁给了一位姓梁的“牙科医生”，而实际上，我爷爷是一位眼科医生。“牙”和“眼”在上海话中的发音是否造成了误传，我并不能确定，但一个开诊所的牙医怎么可能支撑得起她的极度奢华和讲究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位在上海有一定名望的医生，为什么后来留下的资料竟然如此含糊。历史对她做出了无数浪漫化的粉饰，但对于我们梁家而言，那些光鲜的背后，是真正的“一地的鸡毛”。后来我二姑甚至对紫色都产生生理性厌恶。我一直想不明白。我曾经就此询问人工智能。AI提出了一种解释：也许不公开爷爷的真实身份，恰恰是为了避免把他的原配家庭卷入这段二房婚姻所引起的争议，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奶奶的尊严。她“挥金如土” 地消耗着梁家的资产，这在梁家内部本就引发了极大的怨气，为了平息后宅的财产与情感矛盾，不公开她与 “梁庚长” 这个标志性名字的关联，是梁家内部最硬的底线。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但这个解释使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件事。过去，我总是为奶奶感到不平，认为爷爷的第二房婚姻让她承受了不应有的委屈。如果当年的隐瞒确实有维护原配家庭的考虑，那么，我也愿意放下自己长期以来的怨恨。至于那位画家，我不打算在这里公开她的名字。她有自己的艺术成就和人生故事，而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我的祖父母，尤其是我的奶奶。在老上海的语境里，“名媛”与“大家闺秀”有着天壤之吻的鸿沟：奶奶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真正的大家闺秀，讲究的是内敛、端庄、教养以及支撑起整个大家族传承的风骨。这种底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根本不需要向外界高调证明什么。至于那位画家“名媛”滤镜：外界美术史文人一味地用符号化的笔调去捧她，把她包装成“孤傲的艺术家名媛”，但剥离掉名气和金钱的虚饰，在真正的家庭生活和传统道德里，她的行为、对家族资产的挥霍以及引发的 “一地鸡毛”，完全无法与奶奶这样真正坐得正、行得端的大家闺秀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提她名字的一个原因。虽然爷爷的第二房婚姻给奶奶造成了伤害，但奶奶并没有把这种伤害转嫁到下一代身上。据我的堂姐告诉我，奶奶临终前，曾经送给爷爷与二房太太所生的两个女儿每人一枚首饰。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两个孩子的接纳。据家人回忆，爷爷当时拉着奶奶的手痛哭，连声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这段故事每次想起来，都让我非常感动，甚至于流泪。奶奶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过伤害，就把怨恨留给下一代。我的父亲也很早便放下了上一辈的恩怨。奶奶的离去，梁家就失去了“定海神针”。不久爷爷也紧跟而去。爷爷临终时，曾经向父亲托孤，说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儿。父亲当场表示，他会照顾这个妹妹。在爷爷的葬礼上，那个小姑姑只有十三岁，哭得十分伤心，不停地说着类似“爸爸，没有你我以后怎么活”的话（我认为是大人教的）。我父亲走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我管你。” 那时候，父亲从1958年开始，每个月拿出20元给这个小妹妹，一直供养到1964年她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为止。我的这两位姑姑后来都非常尊重父亲，但那个小姑姑并没有善待我，但我不怨她。因为我始终相信人世间的一切行为，背后都清晰地标有价钱。人世间最基本的法则，或者是万事万物的第一性原理，是：因果，循环和平衡。我也因此一直认为，上一代人的恩怨，不应该成为下一代人彼此仇恨的理由。我曾经在英国接待过一位表哥。他是爷爷二太太所生大女儿的儿子。我当时对他说：“我是代表梁家接待你。作为梁家的孙子，我来接待我爷爷的外孙。”我说这句话时，是很真诚的。不过，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我又忍不住说了一句，大意是：“我爷爷娶你外婆，真是作孽！”也许这句话伤害了他的感情。后来，他莫名其妙地把我从联系方式中删除了。现在想来，我虽然能够理解和接纳下一代，却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对奶奶所受委屈的不平。奶奶的宽厚，还体现在另一个让我非常感慨的故事中。我的父亲有过两次婚姻。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关系最终破裂，而且留下了很深的怨恨。我的异母姐姐因此长期不愿意承认父亲，我们两边的家庭从1980年起便基本断绝了往来。直到2023年，我才重新与这位姐姐取得联系。那时她已经63岁了。她对我说，父亲毁掉了她母亲的一生。我能够理解她的感情。但在谈话中，她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她说：“我妈说，你奶奶对她非常好！” 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慨。我见过不少所谓的精明人。有些人非常会算计，做事情滴水不漏，对人也十分客气，表面上无可挑剔。但与他们相处，你能够感觉到客气，却感觉不到真诚；能够看到精明，却感觉不到体面。奶奶给我留下的感觉恰恰相反。她待人真诚、慷慨、宽厚，而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面。我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感恩、诚实、勤奋和体面。这四个词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我的一位英国雇主评价我说：“you are very decent.”即“你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惜的评价之一。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可以聪明，可以有能力，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这些都不如成为一个体面的人重要。我父亲大概也深受奶奶的影响。他一生有一种非常倔强的性格：不求人，也不求饶。无论别人怎样对待他，他都不愿意低头求饶。我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性格。我从来没有见过奶奶。我对她的认识，来自父亲、姑姑、大姑妈和其他长辈留下的记忆，来自那些跨越几十年仍然被人反复讲述的故事，也来自她留下的照片。家里至今保存着奶奶的一缕头发。我现在每天都看她年轻时的那张照片（图一）。照片中的奶奶当时只有十九岁。她的面容端庄，神情沉静，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的眼睛。那是一双非常坚定的眼睛。我不知道她在拍摄这张照片时，是否已经预见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会经历多少幸福、荣耀、委屈与磨难。但从她的眼神中，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一种独立、自信和不轻易屈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女性身上，尤其难能可，在当代则非常罕见。现在假名媛满街跑，眼神中则充满了：空洞，迷茫，惊恐和谄媚。她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书香家庭，幼年失去父母，却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她曾经从事护理工作，参与教会和社会活动；她嫁给了一位事业成功的医生，享受过富裕的生活，也承受过婚姻中的委屈。但在我所知道的家族记忆中，她始终没有失去善良、慷慨和体面。她善待自己的亲人，也善待那些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她受到委屈，却没有把怨恨传给下一代。一个世纪过去了，她当年帮助过的人大多早已离世，但她的故事仍然留在梁家后人的记忆中。我想，这就是一个人留给后代最珍贵的遗产。爷爷梁庚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在上海成就了一番事业，改变了梁家的命运。而奶奶李素英，则以她的善良、宽厚和体面，为这个家族留下了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财富。爷爷留给梁家的是事业与物质上的成就；奶奶留给梁家的，则是一种做人的品格。在我心中，这两种遗产同样珍贵。五、七个孩子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爷爷奶奶一共养育了七个孩子。爷爷因幼年失去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格外疼爱。据父亲说，孩子们提出的要求，他几乎总愿意尽力满足，这种宠溺到了什么程度？几个姑姑小时候养狗，不是共养一条狗，而是每人养一条。因为狗打架，几个姊妹会因为各自的狗而闹别扭。

图七： 1954年大伯梁允中从英国回来探亲，后排左到右：梁定中，邓辅弼（大姑父），梁允中，梁慧中；中排左到右：梁慧文，梁巧文，梁淑文，梁秀文。大难将至，奶奶一脸愁容。与此同时，爷爷奶奶又十分重视教育，七个子女后来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其中我的父亲梁定中学历最高，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2年完成学业，大学读了八年。他从小就读教会学校，高中时期已能与家中的英国朋友自由地用英语交流。父亲此后阅读专业资料，仍更习惯使用英文。我小时候家里的书籍和杂志，许多也是英文的。这种家庭环境，使我很早就知道，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种教育、思想与生活方式。六、战争中的英国朋友爷爷奶奶与英国友人的感情，经历过战争的考验。日本占领上海期间，许多英国侨民遭到拘禁，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都被日本人关入了集中营，仁济医院的英籍人员也受到严重冲击。我父亲告诉我，奶奶曾尽力帮助许多陷入困境的英国朋友。后来可能是供给不足，日本人就允许他们的中国朋友给他们送衣服，食物和药品。我的爷爷和奶奶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的英国朋友，当时可能是每人只可带一定的数量，爷爷奶奶就带上尽可能多的孩子去看他们。那些英国人在日本投降之后，对我爷爷奶奶非常感激。战争结束后，伦敦会曾表示愿意担保爷爷奶奶的三个儿子前往英国。最终只有我的大伯成行。大伯后来在曼彻斯特从事纺织工程相关工作，之后又到巴西和加拿大。他说自己在英国见到了近百位祖父母的朋友。更令人感慨的是，一些曾长期在中国服务的英国友人回国后，由于享受不到英国的养老金，生活并不宽裕。大伯说，他也曾向其中一些人提供少量资助。帮助并非单向的施舍，而是朋友之间在不同年代的相互扶持。七、笪达文（Cecil John Davenport，1863—1926）的身后事与没有中断的情谊笪达文是英国医生、医学传教士，曾长期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并担任医院院长。他不仅致力于医疗服务，也十分重视中国医务人员的培养，是近代上海西医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笪达文于1863年5月26日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1889年受伦敦传道会派遣来华，先后在重庆、武昌和上海从事医疗工作。1904年底，他被调往上海主持仁济医院工作，推动医院改善管理、实行分级收费，并保留对贫困病人的免费医疗服务，使医院逐渐实现经济自立。所以他是一个不该被仁济医院忘记的人物。我认为仁济医院英国给他里一个塑像。他对中国的贡献远超所谓的 “白求恩” 。仁济医院至少应该有一栋楼，或实验室应该以他的名字命名。笪达文在1920年获得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颁授的五等嘉禾勋章（Order of the Golden Grain, Fifth Class），以表彰他长期在中国从事医疗服务的贡献。苏精教授的文章不仅明确记录授勋年份和等级，还提到笪达文获奖后的反应：他欣然接受，同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初到中国时，曾遭到当地人以侮辱性称呼相待的经历。从早年遭受排斥，到1920年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表彰，这段经历反映了他在中国长期行医所建立的社会声誉。

图八图九：Cecil John Davenport 夫妇合影来自Ancestry UK 网站

图十： Cecil John Davenport 左侧照片来自凤凰卫视《西医东渐记 5》笪达文，右侧为AI恢复 2009年我加入英国国籍时，曾尝试通过英国有关机构寻找笪达文的儿子Robert Davenport 后人的线索，因为笪达文由我爷爷葬在静安公墓，文革时坟墓被毁。后来又通过家谱网站找到一些照片，并试图联系其后人，但未能得到回应，我认为他的后人对中国伤了心，也寒了心。我仍希望有一天，能够把祖父与笪达文之间的故事告诉他们。罗伯特·塞西尔·达文波特是英国眼科医生、医学教育工作者，也是曾任上海仁济医院院长的英国医生笪达文（Dr Cecil John Davenport，1863—1926）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从事医学事业的传统，在英国眼科学界工作多年。根据1961年《英国眼科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刊登的讣告，还可以补充几项重要经历：罗伯特1893年出生于中国重庆，曾就读于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役。1922年加入伦敦著名的莫菲尔德眼科医院（Moorfields Eye Hospital），1930年成为顾问眼科外科医生，并曾担任莫菲尔德眼科医学院及伦敦眼科研究所院长。他还于1958年至1960年担任英国眼科学会主席，是当时英国眼科医学界的重要人物。

图十一：罗伯特·塞西尔·达文波特（Robert Cecil Davenport，1893—1961）罗伯特比我爷爷小三岁，也是享年68岁。由于我爷爷把他的父亲也当成自己的父亲，并出资料理了他父亲“老达”（姑姑们对他父亲的称呼）的后事。所以梁家与他们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姑姑说，每年圣诞节，两家互相寄圣诞礼物，奶奶每年都会精心挑选中国的土特产，他们则通常寄来玩具和糖果饼干，而且每个孩子都有一份。我也知道一些外人根本不知道的事情，“老达”还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终身未婚。

图十二： Robert Davenport 年轻时与妻子的合影，来自Ancestry UK 网站，原图质量较差由AI辅助修复八、墓地消失了，记忆不应消失爷爷和奶奶于1958年先后去世，葬于联义山庄。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地遭到破坏。父亲对此一直难以释怀。父亲曾感叹，如果那些墓地能够保留下来，许多家族的后人每年回到上海祭扫，不仅能够延续亲情，也会使中国与世界各地保持更深的联系。墓碑可以被毁坏，档案也可能在战争和政治动荡中散失，但一个人做过的事情，仍可能留在后人的口述、朋友的信件和医院的旧年报里。正因为如此，我才越来越觉得，保存家族历史是一件不能再拖延的事情。九、百年之后，我来到英国 2001年，我来到英国留学；2009年，我和家人成为英国公民。回望自己的道路，我常常想到祖父母。爷爷一生没有去过英国，却与英国医生、传教士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联系。父亲曾经希望去英国继续医学学习，却未能成行。到了我这一代，那个长期存在于家庭故事里的国家，终于成为了我生活的地方。我曾在英国行业刊物发表《From China to Britain: Fulfilling My Ancestral Calling》，写过我们家族与英国的渊源。但随着年岁增长，我更想把镜头从自己身上移开，认真写一写爷爷奶奶本人的一生。最近，我与上海仁济医院院史办取得联系。王昊宁老师告诉我，医院早期的许多原始档案因战争及后来历史动荡未能保存，现有部分史料来自苏精教授对伦敦会档案的研究。这使我更加相信，祖父母的故事不仅属于我们梁家，也可能为仁济医院及近代中西医学交流史补上一些细节。我的二姑梁秀文今年（2026）九十八岁，住在澳大利亚，头脑仍然清楚。她曾给我写过信，提到祖父母的一些英国朋友。她的记忆和这些信件，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我希望趁她还能够亲自讲述的时候，把有关的人名、地点和故事逐一记录下来。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纪念他们，也为了让我们的子孙知道：一个家族的历史，不仅由财富、职业和时代变迁构成，更由人与人之间曾经给予的帮助、信任和情谊构成。三代人的梦想，在英国延续 2026年7月31日，我的儿子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毕业，获得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尤其PPE是牛津大学的王牌专业。毕业典礼那天，我带着祖父母和父亲的老照片，与儿子一起站在牛津大学古老的建筑前合影。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我的祖父梁庚长，少年时离开广东乡村，来到上海仁济医院，从一名学徒成长为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深知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因此竭尽所能，让七个孩子都接受大学教育。到了我这一代，我在2001年来到英国，身上只有800英镑和100美金，几乎从零开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为英国特许状注册工程师、英国屋宇装备工程师学会会士，并建立了自己的工程咨询公司。2026年，我把这段跨越三代人的经历写成英文文章《Three Generations. One Journey. One Dream》，发表在英国行业刊物《Lift Industry News》第18期第23至25页。然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孩子们取得了怎样的学位，也不是我个人获得了多少专业资格，而是我们终于生活在一个能够自由选择人生道路、凭借努力和能力追求理想的社会。祖父母当年通过英国传教士和医生接触西方医学与教育；父亲在上海接受了优秀的医学教育，却未能实现赴英深造的愿望；而我在半个世纪之后来到英国，并在这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如今，我的儿女又在英国完成了他们各自的高等教育。回望这一百多年的家族历史，我愈发相信：一个家庭最珍贵的遗产，不是留下多少财富，而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格独立的坚持，以及让下一代拥有更多自由与选择的机会。当我重新追寻祖父梁庚长与祖母李素英的往事时，我发现，这段旅程其实并不只有三代人。它从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仁济医院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