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的另一个解释：谁该带孩子？

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DavidColeman）在联合国人口论坛上给出了这样一个预警，他当时判断，如果韩国的低生育率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因人口自然减少而“消失”的国家。 科尔曼的这个预警，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其最直接的信号，来自韩国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要知道，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韩国远低于此。韩国的生育率近年来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至今仍在极低水平徘徊。2018年，韩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0，进入“零时代”；2023年，进一步探底，达到0.72，成为全球首个跌破0.8的国家，后虽稍有回升，但仍然牢牢占据全球倒数第一的位置。 不要以为这只是韩国的现象，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一个接着一个加入了“超低生育率俱乐部”。 是谁偷走了这些国家的孩子们？为什么人口出生率在这些国家不断下降？经济学侦探们列出了一长串的嫌疑人——房价太高、教育太贵、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工作压力、婚姻推迟、育儿成本，等等。它们每一个都有道理，但每一个又都不能完全解释得通。就比如同样经历房价上涨和女性教育提升，韩国总和生育率就比美国跌得更狠。 两位经济学大侦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奚锡灿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周林硕——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给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的答案：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女性工资上涨本身，而是相较“谁该带孩子”的社会规范的变化，女性工资上涨得太快。这两者之间的错配，通过家庭内部的谈判，不成比例地把负担压在母亲身上，推高了养育孩子的“影子价格”，最终压低了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女性工资上涨本身，而是相较“谁该带孩子”的社会规范的变化，女性工资上涨得太快。这两者之间的错配，通过家庭内部的谈判，不成比例地把负担压在母亲身上，推高了养育孩子的“影子价格”，最终压低了生育率。视觉中国图 “面子成本”的代价 不妨走进一个家庭，来具体看看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想象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是一名律师，丈夫是一名工程师。妻子收入不低，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丈夫。现在他们要考虑要不要生孩子、生几个。孩子要是生下来，需要人带。带孩子的总时间是固定的，要么妈妈带，要幺爸爸带，要么请人带。这里的关键在于，谁的时间更贵。如果妻子一小时能挣500块，丈夫一小时能挣300块，那么从纯经济角度算，丈夫请假带孩子的损失更小，应该丈夫多带。 这个道理谁都能懂，但问题是，当妻子跟丈夫说“你多带带孩子吧”，丈夫可能会犹豫。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觉得别扭：我一个大男人去带孩子，邻居怎么看？爸妈会怎么说我？同事会不会觉得我没出息？这种心理上的别扭，也是一种成本——不是钱包里的成本，而是心理上的成本。两位经济学者在他们的论文里用一个参数来衡量这种心理压力，我们不妨叫它“面子成本”。 面子成本越高，家庭就越不敢偏离传统分工。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那就是明明丈夫带孩子更划算，但因为“面子”问题，妻子还是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负担。妻子不仅少挣了钱，而且她的职业发展也受到影响，心理自然就越来越不平衡。等到夫妻俩商量生几个孩子的时候，妻子就会说：“一个就够了，再多我扛不住。”这不是妻子自私，而是理性。她不是不喜欢孩子，而是她承担了不成比例的代价。 两位经济学大侦探构建了一个模型，分三步考虑家庭决策。第一步，夫妻先约定育儿分工，这一步决定谁牺牲多少收入。第二步，夫妻商量生几个孩子，实际生育数等于双方期望中较小的那个。因为生孩子这件事，只要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就没法强行推进。第三步，夫妻再分配消费。这个模型最重要的洞见是，女性往往是那个说“不”的人。韩国调查数据反复显示，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四五岁的女性，理想孩子数在每个调查年份都低于男性。这不是男人想要更多、女人不想要，而是女性在婚姻里承担了更多的育儿成本，她们对孩子的期望自然更低。而她们的低期望，最终成了家庭的实际生育数。 女性收入越高，生育率下降越快 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单个家庭的决策拉远一点，看看整个社会的育儿规范是怎么形成的。 两位学者认为，规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个权威规定的。它是所有年长世代意见的加权平均。注意，是年长世代，不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还在摸索，他们怎么做，取决于老一辈怎么看。每一代老人都会表达一个“理想”的育儿分工。 这个意见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他们看当下的经济环境——如果女性工资普遍高了，他们也知道父亲该多带孩子。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自己过去的行为锚定——当年我就是这么带孩子的，现在让我改口，难。两位学者用参数“固执程度”来衡量后一种力量。固执程度越高，老人越坚持自己过去的做法，越不愿意根据新环境重新评估。 于是，规范的变化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新老交替”，年轻人进入生育年龄，他们在更高的女性工资环境下长大，实际选择的分工可能更平等。等他们变老，他们的行为就进入社会平均，慢慢推动规范变化。另一个是“老人改口”，虽然老人的行为已经固定，但他们每期都会重新表达意见。环境变了，他们也可能会调整自己的看法，只是调得慢。 更微妙的是，这两个来源的相对权重，取决于人口结构。过去生育多的那批人，今天规模大，对当前规范影响也大。而过去生育多少，本身又是内生决定的。于是生育、人口、分工、意见，全都在一个动态系统里相互反馈。这就像一艘大船。技术是发动机，轰隆隆往前推；规范是船舵，转得慢吞吞。发动机越猛，船舵越显得迟钝。中间那道偏差，就是家庭承受的压力。 两位大侦探用跨国数据验证了这套逻辑。他们看的是六十二个经济体1990年到2019年的数据。女性相对经济地位用女性劳动收入份额衡量。结果很清楚，女性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越快的国家，生育率下降越快。具体来说，女性收入份额每年快升一个百分点，生育率每年多降大概0.06个孩子。十年就是半个孩子。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关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更强。 两位大侦探用了一个文化“紧松”指数。紧的社会，规矩多，偏离会受惩罚，大家的行为和观念高度趋同；松的社会，包容度高，偏离传统没那么大代价。结果发现，在紧社会里，女性收入上升带来的生育下降，比松社会陡得多。同样的技术进步，种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结出的果子不一样。此外，他们还比较了不同国家里，两代人之间对“男人挣钱、女人顾家”这句话看法的变化。变化越小，说明规范越僵化。结果，在态度变化小的国家，女性收入上升与生育下降的关系更陡；在态度变化大的国家，这个关系被削弱了。 两位大侦探把模型校准用回到韩国1976年到2016年的数据。韩国确实是一个好样本，它经历了极快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世界上最陡峭的生育率下降之一，同时性别工资差距和育儿时间差距都有数据。 1976年的韩国，女性工资是男性的47%，女性带孩子的时间是男性的5.68倍，社会规范也认同这个分工。生育率是2.8，还算健康。而随着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比例上升，社会规范的调整往往慢于相对工资的变化。在固定旧规范（即停留在5.68）的思想实验中，女性的实际收益率会因巨大的机会成本而逐步下降，从而压低生育率。但在实际模型的历史演进路径中，社会规范本身也是在持续调整的，只是由于文化惯性，其调整速度滞后于女性相对工资的上涨。 育儿补贴该发给谁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大侦探继续发问，如果我们实行育儿补贴会怎么样呢？需要说明的是，模型里补偿的是父亲或母亲投入育儿时间的部分机会成本，并且两种政策是按初始机械财政支出相同来比较的，并非简单地将育儿津贴发给爸爸或妈妈。 关键在于，这一补贴最终是补偿给了母亲还是父亲。如果补贴母亲，短期生育率会立刻上升。母亲带孩子更便宜了，家庭也愿意多生。但它有个副作用，它强化了“妈妈带孩子天经地义”这个旧规范。随着女性工资继续上涨，这种传统分工越来越贵，早期生育增益逐渐被侵蚀。最终，女性补贴下的生育率比不补贴高，但高得有限。如果补贴父亲呢？短期效果小，因为规范一开始抵制父亲多带孩子。但久而久之，它缩小了育儿时间的性别差距，加速规范向平等演化。大约十年后，男性补贴反超女性补贴，最终生育率反而更高。 这个结论很有政策启发意义。短期有效的政策，可能因为强化了旧规范而导致长期效果逐渐减弱；短期看起来笨拙的政策，可能因为改变了规范而在长期胜出。其实，无论补贴母亲还是父亲，两种政策长期来看都能提高生育率，两者都高于无政策的基准线，只是补贴母亲的相对收益会随着女性工资的上涨而被逐渐侵蚀。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只盯着未来一两年的生育率，他们可能会选择补贴母亲；但如果他们关心一代人的生育率，他们应该补贴父亲。 两位大侦探还引用了韩国大企业全额带薪陪产假以及丹麦的父亲陪产假改革研究，说明这些预测与近期的证据是一致的。当父亲们真的休了产假、真的带了孩子，旧规范就开始松动。松动之后，下一代的参照点就变了。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孩子？答案不是女性工资，女性工资上涨是好事，它让女性有更多选择、更高议价权、更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是男人懒惰，男人也是规范的囚徒。在传统规范下，父亲多带孩子会面临社会压力，甚至被质疑“不像个男人”。规范让父亲参与育儿变得昂贵。真正的深层原因是社会规范的调整滞后，它通过家庭内部谈判，把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母亲身上，提高了孩子的影子价格，压低了生育率。 技术进步不会停止，女性工资的上涨也不该停止，我们要做的，是让社会规范、家庭分工和公共政策一起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韩国的现在就会是许多国家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