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女人的苦难

在纽伦堡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周琳女士深情朗读了一平先生的散文《一个故事：她怎么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这是一个令人心酸、令人震撼、令人深思的故事。它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而是通过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坎坷命运，揭示共产革命的残酷、文化大革命的野蛮荒唐，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 2026年9月17日晚，周琳朗读时，全场人士屏气凝神。她那沉静而富有感情的声音，把人们带进了辽阔的俄罗斯原野，带进了黑龙江畔一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悲欢离合，也带进了那个政治狂热吞噬人性、阶级斗争摧残生命的悲惨年代。听了周琳的朗读，我向她要来一平的文章，阅读后写下了这篇感想。

一平先生照片一、一个普通女人，一部血泪交织的历史故事发生在一列穿越俄罗斯大地的国际列车上。作者一平偶然遇见了一位来自中国东北农村的老妇人。她六十多岁，身体瘦弱，背部弯曲，穿着旧式黑色对襟衣，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她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因为她是一位中俄混血儿。她的母亲原本是俄国人，十七岁时为了躲避战乱，随家人逃到中国，嫁给了中国男人。她自己在中国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终生在东北农村辛勤劳动，与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母亲仅仅因为俄国血统，就被诬陷为“苏联间谍”，关进小木屋，反复批斗，最终含冤死去。一个为了躲避战争而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的普通女人，竟然因为自己的出生和血统，被当作政治敌人迫害致死。她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任何人，却无法逃脱政治狂热制造的灾难。更令人心酸的是，当女儿讲述母亲的死亡时，已经没有激烈的悲愤，仿佛只是在叙述一件寻常家事。当苦难成为生活的常态，连悲愤都可能被岁月磨平。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二、文革拆散家庭，把普通人逼向绝境老妇人的丈夫原本是山东逃荒来到东北的农民，靠劳动和木匠手艺谋生。他在村里担任生产队长，受到乡亲们信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层干部也成为批斗对象。丈夫害怕遭受迫害，竟然不辞而别，冒着生命危险越过黑龙江，逃往苏联。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妻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只能独自抚养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儿子。她白天下地劳动，回家操持家务，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孤儿寡母受尽贫穷、孤独和欺凌。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岁月，就这样在艰辛中消磨殆尽。丈夫在苏联同样历尽磨难。一个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中国农民，在陌生的大地上艰难谋生。后来虽然重新组建家庭，却又遭遇家庭破裂，晚年依然孤独无依。黑龙江两岸，一对夫妻，一个留在中国，一个流落苏联。两人都没有做错什么，却被政治风暴硬生生拆散。后来，老妇人终于收到丈夫的来信，决定亲自前往苏联探望。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远行。她不懂俄语，没有出过远门，连去北京办理签证都困难重重。她在苏联大使馆门外站了好几天，终于踏上了寻找丈夫的漫长旅程。一个瘦弱的东北农村老妇人，带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包袱，独自乘坐国际列车，走向陌生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她能找到丈夫吗？如何与陌生人交流？如何走完这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作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一场号称解放人民的革命，竟使一个普通家庭妻离子散、骨肉分离。这是何等尖锐的历史讽刺！三、苦难中的善良，是对政治暴力的无声控诉这篇散文最令人感动的，不只是老妇人经历了多少苦难，更是她和身边的普通人在苦难中依然保有善良、宽容和朴素的人性。丈夫不辞而别，使她受尽艰辛，她虽然埋怨，却始终牵挂着他的生死。十几年前，她与另一位从山东来到东北的单身老人共同生活。那位老人同样贫苦，却善良厚道，不仅帮助她养育儿子，而且尊重她的选择。当她决定去苏联探望原来的丈夫时，这位老人没有阻拦，反而拿出积蓄，帮助她筹措旅费。他说：“你的事，你个人儿做主。”这是何等朴素而珍贵的一句话！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农民，竟然如此自然地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感情与选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被吹嘘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实为混世魔王的毛泽东，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一切乱世害人，连续发动满口革命、解放、人民幸福的政治运动，从根本上侵犯和剥夺普通人的尊严、自由和权益，破坏家庭团聚、安宁和幸福。一个贫苦农民懂得尊重个人选择，而号称代表人民的革命领袖和政权，却随意践踏个人权益。这种反差，是对共产党和极权政治最尖锐的讽刺。老妇人、逃亡苏联的丈夫、后来照顾她的老人，都只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没有宏大的政治理论，没有权力和财富。他们希望的，不过是靠劳动谋生，有饭吃，有衣穿，一家人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可是，正是这样卑微而正当的愿望，却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无情摧毁。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说过：“一个皇帝好不好，首先要看老百姓有没有饭吃，生活是不是安稳。“我后来一再想到，我祖父对皇帝的评判标准简单明了，很有哲理。毛泽东统治时期，老百姓缺吃少穿，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冤案如山。毛泽东是典型的坏皇帝。四、革命的宏大叙事，掩盖了普通人的血泪一平先生这篇散文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个人悲剧上，而是把老妇人的命运与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列车在俄罗斯原野上疾驰，作者想起少年时代崇拜的保尔・柯察金，想起革命骑兵、红旗、战刀和激昂的誓言。那些革命故事曾经使无数青年热血沸腾。然而，作者突然提出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但是----但是那些普通人呢？”这是整篇散文最沉重的追问。革命领袖可以高呼理想，政治家可以描绘未来，宣传机器可以制造英雄神话，可是普通人民的命运又如何？那些被批斗致死的老人，那些被迫逃亡的农民，那些苦守家庭的妇女，那些在饥寒、恐惧和孤独中度过一生的人，谁来倾听他们的声音？谁来记录他们的苦难？谁来为他们遭受的不幸承担责任？一平写道：“革命，一场伟大的梦幻。但是那些不幸的人，他们的生活却不是梦幻，那些不幸、痛苦、灾祸对他们是那么真实、具体。”这段话揭示了革命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真实命运之间的残酷反差。革命的理想是抽象的，革命制造的苦难却是具体的；革命的口号响彻云霄，普通人的哭声却被历史的喧嚣淹没。以解放人类为名，却剥夺人的自由；以人民幸福为名，却毁灭无数人的幸福；以创造新世界为名，却践踏最基本的人性与尊严。当革命理想被奉为不容质疑的最高真理，当革命领袖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当阶级斗争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乃至家庭幸福，都会沦为政治狂热的牺牲品。任何以牺牲现实中的人为代价、许诺未来天堂的政治理想，都必须接受人权、法治与人类良知的审判。五、周琳的朗读，让沉默的苦难重新发出声音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周琳女士用深沉、真挚而富有感染力的朗读，使这个看似平凡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她没有把散文读成政治口号，而是让故事中的人物自己说话，让那些朴素的东北乡音、那些平淡得近乎麻木的苦难叙述，一点一点进入听众的内心。全场人士屏气凝神。人们仿佛看见，那位瘦弱、驼背、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站在飞驰的国际列车尾部，望着窗外辽阔的俄罗斯原野。人们仿佛听见，她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述母亲被迫害致死、丈夫逃亡、自己含辛茹苦抚养儿子的往事。人们也仿佛听见，她那个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站在家门口，哭喊着：“妈，你不要我了，你不回来了。” 这句话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却比千百句政治口号更能震撼人心。它让人们看见，在革命制造的历史悲剧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是母子之间无法割舍的亲情，是普通人最朴素的幸福愿望。周琳的朗读，让遥远的历史不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成为有血有肉、有悲欢离合、有尊严也有眼泪的真实人生。在纽伦堡这座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城市，聆听这样一个故事，更使人深切感受到：反思极权主义的历史罪行，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制度批判和政治分析上，更必须看见每一个被践踏的生命、每一个被撕裂的家庭。历史的真正主角，不应只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更应该包括千千万万默默劳动、承受苦难、渴望自由与幸福的普通人民。六、她怎么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一个穿越历史的追问文章结尾，老妇人在一座小站悄然下车。等作者发现时，火车已经开动。作者遗憾自己没能扶她下车，没能送她一程。窗外，俄罗斯秋天的原野辽阔而明亮，金色树林、红色屋顶和苍茫大地不断向后退去。作者仿佛仍然看见那位老妇人弯曲、单薄、衰老的背影，带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包袱，独自走向遥远的大地深处。她最终找到丈夫了吗？她与失散二十多年的丈夫重逢时，会说些什么？她还能回到黑龙江畔，回到那个等待母亲的儿子身边吗？文章没有答案。然而，这个没有答案的结尾，却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为什么必须为自己从未选择、也无力改变的政治狂热付出一生的代价？这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追问，也是对一切以伟大理想为名、任意牺牲个人权利的极权制度的追问。共产革命曾经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的新世界。然而，当革命演变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崇拜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时，无数普通人民却付出了生命、自由和家庭幸福的惨痛代价。文化大革命更把这种政治狂热推向极端，使整个社会陷入人性被扭曲、法治被摧毁、尊严被践踏的历史灾难。我们纪念文革发动60周年，不仅是为了揭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责，不仅是为了批判极权制度，更是为了记住那些被政治暴力吞噬、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普通人。真正的政治文明，不是要求人民为某种宏伟理想献身，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活。国家和政治制度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人民，而不是牺牲人民。感谢一平先生，用真挚而深刻的文字，留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感谢周琳女士，以感人至深的朗读，让我们再一次看见那个孤独地行走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中国老妇人。她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也没有要求历史记住她。她只想找到自己的丈夫，再回到儿子身边，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如此卑微的愿望，竟然成为一个人一生难以实现的梦想。列车继续向前，俄罗斯的原野依然辽阔。那位老妇人弯曲、单薄的背影，却久久留在我们的心中。她怎么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这是对一个普通女人命运的牵挂，更是对一个残酷时代的控诉。历史不能只记住专制暴君的名字，而忘记受难者的眼泪。一个不能保护普通人生命、自由与尊严的制度，无论它宣称多么崇高的理想，都没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践踏人民。附：一个故事：她怎么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她在乌兰乌德（北京到莫斯科、途经新西伯利亚的一座城市）前面的小站下车，我不知道是哪一站。列车由乌兰乌德开出后，我才知道她已经走了。我去看她，她的床位空空的。我遗憾我没去送她，没有搀扶她下车。我有些内疚。乌兰乌德米黄的车站渐渐退去，退入铺着落叶的大地，退入它身后潮润金灿灿的树林。午后的阳光，照耀着岩石，泥土，林中红色的屋顶，秋天明亮地停泊在俄罗斯原野。大自然越是辽阔，我越是能看到她那弯曲、单弱、衰老的背影，她带着那颗像她手中的小包裹一样简单的心，一个人走向俄罗斯原野的深处。我不知道她能否找到她的亲人，如何与亲人叙说，不知道她生命的最后路程将怎样，将在哪里度过。她使我看到茫茫的大地，使我的心走过无数的年代。我到车尾去抽烟，在那儿见到她。她扶着车门，望着窗外。她的衣着和蜷曲的背，使我知道这是一位东北农村的老女人。那种旧黑的对襟衣，我是非常熟悉的。我熟悉在东北那些终生操劳的女人。她望着闪过的原野----使我久久激动的原野----像望着自己的院落、栅栏、土地，她有权利这样，国界的这端那端对她没有区别，她、他们终生在这里劳动、生活。 “您去哪儿？” “去××××。” 她的东北话，带着东北老人多有的喉音。一听到这声音，我就想到东北漫长的严冬，想到那里老人的长烟袋，这声音和吮烟管的声音有点像。 “您去干什么？一个人吗？” “可不，一个人。去我男人那儿。” 她使我不安。她这么大年纪，这么单瘦--这是终生操劳的印迹，怎么可以一个人到俄国，她怎么在俄国大地上行走？我望着她凸出的锁骨和苍老的皱纹感到怜悯。怜悯中，我又感到有些异样，她好像不是中国人。她的眼睛有些发蓝，鼻子也大，虽然衰老和皱纹几乎吞没了这些特征，我还是看出她有俄国的血统。东北有不少俄国人和他们的后裔。这我知道。 “您不是汉族人吧？ ” “ 混血人儿，二毛子。打小在中国，就是中国人儿吧。” 她的儿音拖得很重，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您的母亲是俄国人？” “俄国人。十七岁跑过去的，这边打仗。全家过去的，到了那边就嫁给了中国人，是个老头儿。我们那旮瘩儿，苏联人不少，好些姑娘都嫁给中国人，找的都是岁数大的。” “您家在哪儿啊？” “在黑河边上，隔着一条河就是苏联。” 她的东北口音很重。除了眼睛、鼻子，已看不出她和中国女人有任何不同。她的俄国血统和她几乎已经没有了关系。我望着她，如果是俄国女人，这个年纪很肥壮，但她又干又瘦带着艰困的老态，那是一般中国女人终生贫困操劳的结果。她六十岁多一点，可看上去比她的年纪老十岁。 “您的母亲后来回过俄国吗？” “没有。先嫁的男人死了。又嫁了人，也是中国人，也死了。” “ 现在她不在了吧” “死了。“文化大革命说她是苏联间谍，关在小木屋里，三天两头挨斗。受不了，就死了。” 她的述说没有悲哀，像女人述说普通的家事。车厢里传来女孩子们嬉闹喊叫的声音，一个姑娘穿着袜子从座厢尖叫的跑出来，几个同伴跟在她的后面，“蟑螂！蟑螂！”她的叫声中带着恐惧也带着喜悦。她们是东京香港美食城的服务员，到华沙去开分店。打头的姑娘一直跑到车尾，她拉开尾门，正迎对着我，她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天真又美丽，银灰的毛衣，一只精致的漆雕小葫芦佩着丝穗在上面晃动。 “蟑螂，一只蟑螂，这么大”。她用手指比画着“从车顶掉到了我身上。”她着急地对我说，还带着喘息。 “蟑螂是哪儿都有的啊”。我平和地告诉她。“啊，真可怕，”她吐了一下舌头，关上尾门，退了回去。我隔着玻璃望着她银灰的背影，黑黑的短发遮住她修洁的脖颈-----。 “您的男人是苏联人？” “中国人。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就是闯关东呗。娶我的时候，二十一岁。” “ 他去了苏联” “ 跑过去的。他在我们那儿当队长。“文化大革命”，干部挨斗不是？他害怕就跑了。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火车停了一下，似乎是加水，不长的时间又起动了。这也是异国了，按说她是我的同胞，可我总觉得不太和谐，那双灰蓝的眼睛使我感到隔阂，尽管她的衣着、口音，神态都使我感到亲切自在。我熟悉东北农村的风情、气味，我在那里生活了六年。她使我想到东北的阔野沃土，想到漫长的冬天，想到漫长的冬天盘坐在火炕上卷烟闲谈，想到酸菜，女人的操忙，甚至想到菜园，猪圈，栅栏，粗糙的窗纸…. 但是这双灰蓝的眼睛使我感到异样，它不能使我完完全全地走进去。它让我想到窗外这陌生的大地。而她实际上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她在黑河的这一岸出生、说话、劳动，家人、生育，受苦……经受一个中国农村普通女人的命运。但是她的眼睛…。我感到悲哀，这双眼睛使她比普通中国女人更不幸。为什么？ “您的命够苦的。” “可不呗，苦命人儿。”她的儿音还是拖得很长。 “您有孩子吗？” “有个傻儿子。今年四十多了。不会说，也不会做。傻呗。” 我感到更多的不幸。我想到他的样子----傻呼呼的乱跑，让孩子们追打，脏兮兮地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在农村不止一次目睹这种命运。 “您的日子够难的” “可不。一个寡妇，带着个傻儿子，日子不好过，受人欺负。” “那您怎么过？ ” “就那么过吧。到队上干活，忙家里，养活我那个傻儿子。” “您没亲戚？” “有侄子。可也管不上我们。十几年前，我又找了个老头。年轻时从山东过来的，单身，比我大十几岁。他不易，我们也不易，就在一块过了。老头不错，对我们挺好。” “您现在的日子怎么样？” “这几年不错。有自己的地，不用到队里干活了。家里有猪，有鸡、吃的用的都不缺。” “您男人没回来过？” “没有。打那夜走了，就没回来过。先以为死了呢，二十多年没个信儿。死东西可把人坑苦了。先是盼着想着，后来也就死了心。可你说死心，又没见到尸首，嗨……。” “他什么时候给您来的信儿？” “头三年。他来信找我们娘俩儿，我们还住在那个屯子不是。就这么着，知道他还活着在苏联那边”。 “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能咋样？吃了不少苦。不好混。你想想谁也不认识，一句话也不会说，又是跑过去的。” “您男人是个硬汉”。 “他有点手艺，会点儿木匠，过去我们那旮瘩儿盖房都找他。他打头，人家信。 “有手艺就好，能干活就饿不着。” “来信就那么几句，谁知道到底怎么样？后来，他又成了家，找的苏联女人。他们有个姑娘。” “那也算有了着落了。” “嗨。前两年我们写信的事，她女人知道了，和他闹了一通，带着女儿走了。” “也真是的。”我有些为那个男人动情，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这么大年纪，孤身的老头不好过呀！” “可不呗。” 列车有些颠簸，车厢连接处颠得更厉害一些。但很快就过去了，可能是错轨。阳光扫过桦林，俄罗斯原野格外明亮。那些稀落的房子，小站、偶尔的马车、田埂、人影被疾驰的列车匆匆掠过，像风掠过石粒。我曾不止一次在列车上望着这种景状想过，人怎么会有能力和耐心在自然中这样单调的生活？人到底为什么接受生活的苦难和折磨？这有什么意义？我真的感到生的空虚和慌茫。我看窗外，想着也许这就是那个男人曾行走和经过的地方，他或许就曾在这里漂泊，寻找活计……。二十多年前，他不顾生死跑过黑河，闯入这陌生苍茫的大地，也算是一条硬汉。他有生命，有血气。但是现在他已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家，没有故乡，但是他还是怀念寻找黑河那边他几十年前的妻子和傻儿子。人的意念竟这样地长久、顽强。以至超越了死亡。古人说人是一口气。是一口气，我懂得了它是什么。……我想着那个男人又一次失去家庭的矛盾痛苦，想到他的孤零、耐心，想到那之后更漫长更凄凉的孤零、无依。 “ 您去看男人，您老头儿同意吗 ” “我们当初就说好了，如果我男人回来，我就还和我男人一块过。如果他不回来，我们就这么凑合了。没承想，那该死的真来信了。” “老头儿怎么说？” “老头儿说咋都行。他回来。你们一块过中；他不回来，你带着儿子去找他，中；你要是还愿意留在我这和我一块过，也中。你的事，你个人儿做主。” “老头不错，挺通情理的。” “不错呗。这趟来是老头儿给凑的钱。我男人从那边寄来的车票。” “您这趟出来不容易。” “不易。没出过门，头一次。公社的人挺好，知道我的事，帮我办了手续。可去北京签证得我个人儿去。在北京，我在大使馆门口站了好几天。” 苏联大使馆门口的事我知道。每天上百人的人挤在那，都是去匈牙利的。匈牙利免签证，有点钱的人就往那跑。我办过境签证在大使馆门口站了两天，要不是一位参赞帮忙，这趟车就误了。真难为她，不知道那几天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在那儿怎么说话，怎么填表，怎么求人。 “唉，这辈子就这么一回了。去看看就回来。” “让您男人回来吧。政府的政策和过去不一样了，他回来对他不会怎么样？” “哪儿那么容易啊。他入了苏联籍，再回来当中国人………？再说这边还有老头儿呢。” “那您就过去。” “我过去，可家里还有一个傻儿子呢。他离不开我。我这次出来，他不让我走。我出了门儿，他还站在门口哭：“妈，你不要我了，你不回来了’，你说他傻，他也知道。怪可怜的。我那男人可惦记他的傻儿子了，每次来信都问。” “ 把儿子带过去呗” “把傻儿子弄到苏联去？” 她笑了。我也感到荒唐。他怎么通过体验？怎么过境？怎么落户………？人性是简单的，而机构的管理是复杂的。后者并不管前者列车停站了，苏联的小贩挤上车。列车上的“对外贸易 ”又开始了。我问了她下车的车站和时间地点，便赶回去照看我的行李，我也有些东西需要换一些卢布。火车再开的时候，我给她送去了水果和香肠。她侧身躺在铺位上好似很疲倦。她只有一个包袱，中国乡下女人走亲戚挎在胳膊上的那种深蓝的小包袱。她从中国到苏联，万数里的路程，她只带了这一点东西，那是她随身的用品。但是她能够带什么？她还需要带什么？二十多年的不幸、悲苦。艰辛，除了残余的简单而又简单的心，她还有什么？有心就够了，够了。让我学会理解吧。我躺在铺位上，感到困乏。我合上眼睛，想到母亲，想到这位老女人，想到许多的人，我想到这一个世纪的风雨。我的脑海不断出现保尔柯察金----―我少年时代崇拜的英雄―--和他驰骋的马队，红旗、战刀，誓言，那是让人激动的，但是----但是那些普通人呢？我听着列车车厢有节奏地颤动，那仿佛是千万驰骋的马蹄----千万驰骋的马蹄驱赶着无数的人民。我躺在列车里，仿佛是乘坐马背上，我到痛心，难过。我又想到她，她和她的一家是普通的人，他们仅是要依靠双手劳动和生活，甚至是在最边远最没人顾及的地方，但是----但是---。为什么：革命，一场伟大的梦幻。但是那些不幸的人，他们的生活却不是梦幻，那些不幸、痛苦、灾祸对他们是那么真实、具体。为什么 ? 谁为此承担责任？我异常难过。模模糊糊地睡去了。车轮的滚动促我入睡。我在梦中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似乎在微笑。列车继续在俄罗斯原野上疾驶前进。一平先生简介一平（本名李建华）于1952年7月在北京出生，7岁在西城区绒线胡同上小学，65年入三十一中学读初一。（文革）后69年下乡到黑龙江查哈阳农场务农。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周琳。他们在大田里劳作，并在一起养猪，放猪，是两个同心同命的”放猪娃“。一平在75年有机会返京，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在校4年时间，他勤奋读书，写作，曾完成诗剧《鲧》的初稿，并创作剧本《铸钟》。由于在学习和写作上的过量投入，加之生活拮据，营养不良而患了肺结核。79年在北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外贸学校教书直至89年。在认真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诗尤其丰沛。他自印的诗集有《蓝色的向日葵》，《帆》。并集有八十年代散诗数首。一平和周琳于82年结婚，他在85秋到86年春天，为怀孕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写了100首近童话语式的散文诗《飘来的船》。在1987年他写了一本不大也不厚的有关哲学，语言的书，《困惑的王国》==语言和人的讨论。书在98年春由（花山出版社）出版。 ”89六四“后，一平在学校的高讲教职被停止。90年下半年，他有幸接到波兰的亚当，密斯凯维奇大学的邀请教授中文。他在91年夏末乘火车经莫斯科远赴波兰。在穿越满洲里和西伯利亚的途中他撰写和构思了数篇关于俄罗斯的散文，随笔和评论，应该说是一平文章的代表作。他的剧本《俄国列车》和记实随笔《一个故事》都取材于那次长途之行。《一个故事》后来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在波兹南的几年，妻儿团聚，生活相对安宁，也是一平写作的高峰时期。多篇较重要的散文，散文诗都出自那段时间，其部分在各刊物上发表，部分收进98年出版的散文集《身后的田野》, 并创作长诗《奥斯维辛，春天与复活节》。一平在97年初收到《北京之春》的邀请赴纽约参加会议，会后留在美国。以后的两年里，一平从东岸转到西岸旧金山。他一边艰苦的打工，帮助妻儿来美，一边仍不停的写作，也为旧金山的中文刊物投稿，和那里的作家，诗人保有良好的关系。 99年初，在波兰的妻儿来美团聚，一家人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落脚。生活依然艰辛，一平依然笔耕。2001年经北岛的推荐，一平获得纽约上州小城伊萨卡的邀请和资助，并在康奈尔大学亚洲语言系任教两年。其间除教课外，他在其它的院校也做过诗朗诵和艺术交流。之后全家留在伊萨卡的生活，安静而美好。一平不断书写各种评论文章，完成了长诗《荆棘鸟》。另一篇长诗《海力布》是一平的又一个宏大的作品，其一直在写作修改中。一平在2004年之后陆续为中国人权做编辑，直到2019年退休。其间也参与了独立中文笔会的部分工作。一平是对文学写作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几十年呕心沥血的思考，写作和体力劳作，使他忽视了自身的健康。2024年11月底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突然诊断出恶性肿瘤晚期，并由于突发的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2024年12月30日，永远的离开了热爱他的亲人和友人。终年72岁。

一平夫人周琳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