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法》修订需要回应哪些现实问题？

10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

这部颁布于1993年、已陪伴中国教育走过30多年历程的法律即将迎来制度完善与更新。此次修订不只是对教师权益的再次强调，更是对现有长期存在的教师减负、责任转嫁等问题和弊端的制度性巡视。粗浅看来，修订工作需要回应以下数方面的现实关切。 首先，新法应该进一步明确职责边界，真正为教师减负。教师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校园事务都应由教师完成。对于与教育教学关联不大的社会性事务、重复检查，以及不合理摊派，应借助新法修订建立必要性审核与清理机制，明确哪些工作由教育部门统筹、哪些由学校承担、哪些确实需要教师参与，防止责任层层下压。 教育部办公厅2025年10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加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汇演展览等非教学任务等八项新规。 上述规定虽然明确，但仍有违背工作要求的案例发生。今年年初，成都一小学被曝要求老师期末加班加点，排练节目参加年会表演。后经分管教育局核查属实，相关表演环节后被责成取消。这一现实问题揭示，教师法修订的目标之一是要确保教师能把时间还给课堂、还给学生。 其次，应进一步完善教师合法权益的表达与援助机制。成都案例能见诸报端，是教师投诉得到了上级部门核查响应，诉求表达推动了问题纠正。现实中，当一项工作被包装成“创优”“评比”“争先”或“外宣展示”时，即使任务与教学关系不大，也可能导致老师担心影响考核、评优而不得不配合。 因此，应该在法律层面上保障教师的意见反映渠道，明确受理、调查和反馈程序，并防止教师因担心影响考核、评优或职业发展而不敢提出合理诉求。 再次，应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强化管理者的责任意识。上述这些具体经历揭示了一个现实：教师负担不光来自教学本身，还可能来自管理流程中的层层加码、责任转嫁。因此，法律也应要求管理者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对于随意增加非教学任务、重复摊派工作或以形式主义方式增加教师负担的行为，应明确纠正机制和责任追究要求。 特别是对于教师人格尊严的保护，法律应该进一步予以明确。8月26日，四川凉山州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部分班级平均成绩较低的教师被安排在写有“耻辱”二字的背景前合影。日前的调查通报确认，该行为严重伤害了教师职业尊严，并公布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舆论普遍认为，应该在立法层面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有效约束管理者羞辱教师的行为发生，防止教育管理会被简单粗暴的分数崇拜所代替，真正做到教育政策可监督、可追责。 可见，教师法修订的目标和公众期待的愿景，不仅是法律条文需要更加完善，更是长期积累的弊病有望得到实质性解决。 就在教育部下发“减负文件”后，重庆万盛经开区南桐小学老师一下子清理了手机中的5个无关APP，也不再承担巡山巡河及防火值守任务。山东威海望海园中学通过数据处理工具自动生成汇集学生荣誉证书、学籍信息的统计表格，为老师节约了大量精力。这些有效经验自然可以转化为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安排。 反过来，保障教师权益并不意味着免除教师的教育责任。法律同样需要明确，教师应当更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遵守职业规范，提升专业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总之，一部日趋成熟的教育法应当既有对教师职业责任的要求，也有对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既有必要的监督管理，也有清晰的职责边界；要求教师履职尽责是应有之义，管理者同样必须对任务是否合理、安排是否科学负责。说到底，教育需要一个尊重专业、尊重规律的工作环境，不能让“尊师重教”流于形式。